在线客服
用户名称： 用户密码： 点击注册
关于学校 ｜ 设为首页 ｜ ｜ 联系学校
昆明市五华区法之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学员报名热线：
15925103626
首页 ｜ 新闻动态 ｜ 法考 ｜ 公务员 ｜ 法检 ｜ 法硕 ｜ 企事业单位 ｜ 资料中心 ｜ 师资力量 ｜ 成功学员 ｜ 校长信箱
 
热门搜索： 法律讲堂、法律图书馆、司考课堂、司法考试、
资源下载： 司考    公务员资料    
司考
刑法三大本总论
文章来源：法之桥学校    上传时间：2011-11-6    字体：大 中 小

刑法

     第一章    刑法概说

      第一节 刑法的概念、性质、任务和机能

       一、刑法的概念

       刑法是以国家名义规定何种行为是犯罪和应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以有效对付犯罪和积极预防犯罪的法律。
       我国在1979年制定了刑法典。刑法制定的根据是宪法的精神和司法实践经验。1979年刑法的特点是罪名较少、刑罚较为轻缓。1981年以后，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犯罪现象日趋猖獗，为适应惩罚犯罪的需要，国家逐步制定单行刑法。截止到1997年3月，我国先后又通过了二十余个单行刑法，并在一百余部行政法规中规定有罪刑条款。这些刑法规范的颁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惩罚犯罪，是极其必要的。但是，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过多，过于分散，难免有相互矛盾之处，既使得司法适用上难度很大，也可能使法制的统一性受到影响。所以，我国在1997年对旧刑法进行了修订。刑法修订的基本思路是：制定有特色、统一和完备的刑法典；保持刑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尽量使新刑法明确与具体。
       修订后的刑法共有452条，在犯罪与刑罚的立法规定上都有重大改动。但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规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则，废除了1979年刑法中的类推制度，并在罪——刑关系设置的多个方面体现了保障人权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刑法分则中，大量增设新罪名，严密法网。刑法分则共分十章，对四百余个罪名作了规定，为准确认定犯罪提供了标准。
       自1997年修订刑法之后，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先后制定了七个刑法修正案和一个单行刑法(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二、刑法的性质

       刑法作为重要的部门法，具有以下法律性质：
       (一)特定性
       刑法只规范罪——刑关系，其涉及的内容与对象都较为特殊。刑法规范并不像其他法律规范一样仅仅保护社会伦理的、道德的、宗教的秩序，而对个人参与社会生活、从事社会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生活利益都予以保护，即通过对违反规范的行为以国家的名义作出规范的、明确的否定性评价，以达到维护法益的目的。
       (二)广泛性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需要用刑法加以保护的法益十分广泛，从总体上看包括个人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三大类，每一类法益之下，又可以分为数十种具体罪名，它们都与具体的法益有关。可以说，其他法律保护的法益，刑法都保护。
       (三)严厉性
       在犯罪发生时，惩罚这种行为的措施是刑罚，这是强制力最强的手段。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部门的区别表现在：对犯罪这类违法行为，根据法律所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不同；而不在于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行政法对于为实现公共福利所采取的国家行动进行规范，表面上看，它们与刑法在调整对象上不同，但是，在民事关系、行政关系被严重侵犯时，刑法的出面有时就是难免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刑罚具有保障性，即保障其他法律的实施，如刑法通过规定妨害公务罪，来保障公务执行的可能性和效率；通过规定走私罪，来保障海关法的施行等。

       三、刑法的任务

       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1)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严厉打击直接危害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行为，这是我国刑法的首要任务。(2)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保证。它们直接关系到我国政权和制度的巩固以及社会生活的正常和繁荣，因而保护公共财产是我国刑法的重要任务。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是公民生产、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贯彻了宪法的相关原则。(3)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也是我国刑法任务的重要内容之一。(4)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保障，同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是刑法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刑法的机能

       刑法的机能与任务不同：任务是刑法实际承担的职责；机能是刑法现实以及可能发挥的作用。在人类社会存续期间，要完全消灭犯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违反社会秩序，破坏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破坏共同生活秩序的行为人出现之后，必须要使用刑法手段对之加以抑止。作为社会统制的有效手段，刑法具有以下现实的机能：规制机能、法益保护机能和权利保障机能。
       (一)规制机能
       刑法的规制机能，是指对于一定的犯罪，在刑法中规定施加一定的惩罚措施，以此来明确国家对该犯罪的规范性评价。这里的规范性评价意味着刑法既是行为规范，也是裁判规范。
       刑法作为行为规范的机能是：刑法将一定的行为确定为犯罪，并规定科处一定刑罚，从而指出其应当受到法的无价值判断(评价机能)，这样通过刑法的命令，就可以使普通人形成不实施类似行为的意思决定(意思决定机能)，从而避免犯罪。
       刑法作为裁判规范的机能是：在司法活动中，没有犯罪行为，没有刑法规定，就不能确定刑罚处罚，定罪和量刑都必须以刑法的明确规范为指导。所以，对司法官员而言，刑法是对其法外科刑权力的禁止。
       (二)法益保护机能
       刑法要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保护人们公认的、对于社会存续有意义的法律上的利益，由此来保卫社会，保持现存的生活秩序，这就是刑法的保护机能。
       就今天的世界范围内来看，国家的存续和发展(国家法益)、社会生活的静谧与和谐(社会法益)、个人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个人法益)，是各国刑法都必须要给予保护的。唯其如此，才能在整体上维持社会秩序。要实现刑法的社会秩序维持机能，刑罚就必须将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结合起来考虑。刑法的保护机能表明，由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刑法的最终目的就应当定位于保护法益。
       (三)权利保障机能
       刑罚是一柄“双刃剑”，用之不当，会两败俱伤。换言之，刑法这种国家权力如果使用不当，既可能无法达到惩罚犯罪的功效；也可能会侵害无辜公民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和财产权利。所以，为了使公民个人的人权免受国家权力的无端侵害，必须要利用法律对个人进行保障。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能够得到实现，主要是因为我们利用刑罚法规确定了这样一条原则：任何个人，如果没有犯罪行为，就不会受到刑罚的任意打击。由此，一方面，可以实现对普通人权利的保障，使刑法成为“善良人的大宪章”；另一方面，由于刑法对每一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法定刑幅度都作了明确规定，这就使得对已然犯罪者的处罚也有了便于司法人员把握的标准，超越法律规定对个人进行处罚就是不被允许的。在这个意义上，刑法又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第二节 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就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三个基本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思想渊源是三权分立学说与心理强制说。但该原则的思想基础则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民主主义要求，什么是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必须由人民群众决定，具体表现为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来决定；尊重人权主义要求，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使得公民能够事先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故什么是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必须在事前明文规定。
       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要求是：(1)溯及既往的禁止(事前的罪刑法定)。犯罪及其惩罚必须在行、前预先规定，刑法不得对在其公布、施行前的行为进行追溯适用。(2)排斥习惯法(成文的罪刑法定)。犯罪与刑罚必须由立法者通过特定程序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刑事司法应该以成文法为准，而不能适用习惯法。(3)合理解释刑法，禁止类推解释(严格的罪刑法定)。类推解释，是指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适用有类似规定的其他条文予以处罚。类推解释实际上是对事先在法律上没有规定要处罚的行为进行处罚，属于司法恣意地对国民的行动自由进行压制，所以不被允许。(4)刑罚法规的适当(确定的罪刑法定)。刑罚法规的适当包括刑法明确性、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不确定刑三方面的内容。
       在刑事司法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对刑法的解释要合理。任何解释方法所得出的结论，都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在方法上就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故属禁止之列。采取其他解释方法时，其解释结论也必须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符合刑法目的。
       刑法解释，按其效力分为三种：(1)立法解释，即由立法机关所作的解释，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通常认为立法解释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在刑法或相关法律中所作的解释性规定；二是在“法律的起草说明”中所作的解释；三是在刑法施行过程中对发生歧义的规定所作的解释。严格意义上的立法解释是指第三种解释，这种立法解释不能采取类推解释的方法。(2)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解释，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司法解释必须遵守解释原理，不得进行类推解释。(3)学理解释，即未经国家授权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对刑法所作的解释，它们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对于刑事司法乃至立法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刑法解释方法分为两大类，即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文理解释是指根据刑法用语的文义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阐释刑法意义的解释方法。文理解释的根据主要是语词的含义、语法、标点及标题。文理解释是一种基本的但并非简单的解释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合理，则没有必要采取论理解释的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不合理或者产生多种结论，则必须进行论理解释。论理解释是指参酌刑法产生的原因、理由、沿革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立法精神，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论理解释方法有很多，这里介绍以下几种：(1)扩大解释，即刑法条文字面的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窄，于是扩张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例如，将刑法第341条中的“出售”，解释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属于扩大解释。扩大解释是对用语通常含义的扩张，不能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果完全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应否作出扩大解释，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对于一个行为而言，其处罚的必要性越大，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进行扩大解释时，不能仅考虑处罚的必要性。(2)缩小解释，即刑法条大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广，于是限制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例如，将刑法第111条规定的“情报”限定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就是缩小解释。(3)当然解释，即刑法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形式逻辑、规范目的及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例如，刑法第201条规定，“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认为因偷税被给予三次、四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则是当然解释。进行当然解释时，不能仅以当然道理为根据，还必须符合刑法的文字含义。(4)反对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的正面表述，推导其反面含义的解释方法。例如，刑法第50条前段规定，判处死缓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据此，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满2年的不得减为无期徒刑，此即反对解释。反对解释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采用：一是法条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全部条件；二是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区别。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禁止扩大解释，但如何厘定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则是一个难题。(1)从用语含义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没有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而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可能具有的含义”，是指依一般语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标准的语言用法，该用语还能够指称的意义。(2)从概念的相互关系说，扩大解释时没有提升概念的阶位；而类推解释是将所要解释的概念提升到更上位的概念作出的解释。(3)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4)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划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5)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的结论在公民预测可能性之内；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

       二、平等适用刑法原则

       平等适用刑法，也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刑法规范在根据其内容应当得到适用的所有场合，都予以严格适用。刑法第4条明文规定了该原则。平等适用刑法，是维护合法权益的要求，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是预防犯罪的要求，是实现价值追求的要求，是作为规范的刑法本身的要求，是法治的要求。
       平等适用刑法的具体要求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的保护；对于实施犯罪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认定犯罪；对于任何犯罪人，都必须根据其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量刑；对于被判处刑罚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刑罚。

       三、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刑法第5条明文规定了这一原则。罪刑相适应，是适应人们朴素的公平意识的一种法律思想，是罪与刑的基本关系决定的，是预防犯罪的需要。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要求是，刑罚既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又要与犯罪情节相适应，还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在立法上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注重对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宏观预测和遏制手段的总体设计，确定合理的刑罚体系、刑罚制度与法定刑；在量刑方面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将量刑与定罪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观念，实现刑与罪的均衡协调；在行刑方面实现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注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的消长变化情况，合理地运用减刑、假释等制度。

      第三节 刑法的适用范围

       刑法的适用范围，也称刑法的效力，是指刑法在什么空间、时间内具有适用效力。

       一、刑法的空间效力

       (一)刑法的空间效力的概念
       刑法的空间效力所解决的是一国刑法在什么地域、对什么人适用的问题。从各国刑法及国际条约的规定来看，一国刑法不仅能适用于本国领域内，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能适用于本国领域外，但刑法在国外的适用受到国际法的制约。制约刑法在空间上的适用范围的国际法原则，就是国家自我保护与国际协同。当行为与本国具有场所的、人的、物的关系，侵犯了本国国家或其公民的利益时，就有适用本国刑法的权力。防止犯罪和保障犯罪人的权利，是现代国际社会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各国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相互协力追求的目标。
       刑法在空间的适用范围，涉及对国内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与国外犯(发生在本国领域外的犯罪)的效力。
       (二)对国内犯的适用原则
       刑法对国内犯的基本适用原则是属地管辖原则，即一个国家对发生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人，不管行为人是谁，都适用本国刑法。刑法第6条第1款是对属地管辖原则的规定，即“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领域”是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区域，包括领陆(国境线以内的陆地以及陆地以下的底土)、领水(内水、领海及其领水的水床及底土)和领空(领陆、领水之上的空气空间)。
       “法律有特别规定”包括以下几类情况：
       (1)不适用中国刑法(广义刑法)的情况，即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适用我国刑法。
       (2)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及其他具有普遍效力的刑事法律的情况，即我国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适用其本地刑法，而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及其他具有普遍效力的刑事法律；但由于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属于我国的区域性刑法，故不能认为这些地区不适用“中国刑法”。(3)不适用刑法典的情况，即刑法典颁布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特别刑法，出现法条竞合的情况时，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不适用刑法典，而适用特别刑法。(4)不适用刑法典的部分条文的情况，即民族自治地区不能全部适用刑法典，而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了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时，行为符合该变通或者补充规定的，适用该变通或补充规定，而不适用刑法典条文。
       作为属地管辖原则的补充原则是旗国主义，即挂有本国国旗的船舶或者航空器，不管其航行或停放在何处，对在船舶与航空器内的犯罪，都适用旗国的刑法。因此，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中国刑法(刑法第6条第2款)。
       犯罪行为具有多种因素，采取属地管辖原则与旗国主义，要求以一定的具体标准确定犯罪是否发生在本国领域、本国船舶或航空器内(犯罪地的确定)。我国刑法采取的标准是，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刑法第6条第3款)；基于同样的道理，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据此，行为与结果均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适用我国刑法；仅行为或者仅结果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也适用我国刑法；不仅如此，仅行为的一部分或仅结果的一部分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也适用我国刑法。在未遂犯的场合，行为地与行为人希望结果发生之地、可能发生结果之地，都是犯罪地；在共同犯罪场合，共同犯罪的行为或者共同犯罪的结果有一部分发生在本国领域内，就认为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
       (三)对国外犯的适用原则
       国外犯有三种情况：一是中国公民在国外实施的犯罪；二是外国人在国外实施的危害中国国家或者中国公民权益的犯罪；三是外国人在国外实施的危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我国刑法针对这几种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原则。
       1.属人管辖原则。这里的属人管辖原则，是指积极的属人管辖原则，即本国公民在国外犯罪的，也适用本国刑法。根据刑法第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我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原则上适用我国刑法，但是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2.保护管辖原则。保护管辖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其在国外的犯罪行为，只要侵犯了本国国家利益或者本国公民的权益，就适用本国刑法。其实质意义在于，保护本国国家利益与本国公民的权益。因侵犯本国国家利益而适用本国刑法的，称为国家保护原则；因侵犯本国公民权益而适用本国刑法的，称为国民保护原W'J(消极的属人管辖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第8条的规定，以保护管辖原则为根据适用我国刑法的，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所犯之罪必须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2)所犯之罪按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3)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也应受处罚0
       3.普遍管辖原则。普遍管辖原则以保护各国的共同利益为标准，认为凡是国际公约或
       者条约所规定的侵犯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不管犯罪人的国籍与犯罪地的属性，缔约国或参加国发现犯罪人在其领域之内时便行使刑事管辖权。根据国际公约及各国刑法的规定，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受到一定限制：(1)适用该原则的犯罪必须是危害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犯罪；(2)管辖国应是有关公约的缔约国或参加国；(3)管辖国的国内刑法也规定该行为是犯罪；(4)犯罪人出现在管辖国的领域内。根据刑法第9条的规定，对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我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适用我国刑法。因此，根据普遍管辖原则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定罪量刑的法律根据是国内刑法，而非国际条约，因为国际条约没有对罪行规定法定刑，而是要求缔约国或参加国将条约所列的罪行规定为国内刑法上的犯罪。
       (四)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
       不难发现，如果各国都同时采取上述管辖原则，必然产生刑事管辖的冲突：几个国家对同一犯罪都具有管辖权。于是产生了如下问题：本国具有刑事管辖权的行为，受到外国确定的有罪判决或无罪判决时，本国是否承认这一判决？
我国刑法第10条采取了消极承认的做法，即外国确定的刑事判决不制约本国刑罚权的实现。具体而言，不管外国确定的是有罪判决还是无罪判决，对同一行为本国可行使审判权，但对外国判决及刑罚执行的事实给予考虑。换言之，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进行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二、刑法的时间效力

       (一)刑法的时间效力的概念
       刑法的时间效力所解决的问题是，刑法何时起至何时止具有适用效力，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与溯及既往的效力(溯及力)。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定罪量刑应以行为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因此，对于行为时不受处罚的行为，不能适用事后刑法定罪量刑；在刑法变更时，对行为时受处罚的行为，不能适用比行为时更重的刑法；对行为时虽被禁止但法律没有规定法定刑的行为，事后不能判处刑罚。
       (二)刑法的生效时间与失效时间
       从我国的刑事立法实践来看，刑法的生效时间分为两种情况：(1)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如《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9条规定：本决定自公布之曰起施行。(2)公布后间隔一段时间才生效，如现行刑法典于1997年3月14日通过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相比之下，后一种情形更有利于公民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结果。
       刑法的失效时间，主要有两种情形：(1)由立法机关明文宣布原有法律效力终止或者废止，如现行刑法明文规定废止15个单行刑法。(2)新法的啤行使原有法律自然失效。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它生效前未经审判、判决未确定或者未裁定的行为是否具有追溯适用效力，如果具有适用效力，则是有溯及力，否则就是没有溯及力。罪刑法定原则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溯及既往，但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溯及既往。
       我国刑法第12条关于溯及力的规定采取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在1949年10月1日至1997年9月30日这段期间所发生的行为，如果未经法院审判或判决未确定，应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1)行为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而现行刑法认为是犯罪的，适用行为时的法律，即不追究刑事责任，现行刑法没有溯及力。(2)行为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而现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现行刑法，即不追究刑事责任，现行刑法具有溯及力。(3)行为时的法律与现行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按照现行刑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行为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即现行刑法没有溯及力，但是，如果现行刑法的处刑比行为时的法律处刑轻，则应当适用现行刑法，即刑法具有溯及力。刑法第12条规定的“处刑较轻”，是指刑法对某种犯罪规定的刑罚即法定刑比修订前刑法轻。法定刑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较轻；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则指法定最低刑较轻。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该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有两个以上的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4)现行刑法施行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根据刑法第12条的精神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超过追诉期限或者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究刑事责任，适用1979年刑法(即行为时法，以下简称旧刑法)第77条的规定。(2)对于酌定减轻处罚、累犯的认定、自首的认定、立功的认定、缓刑的撤销、假释的适用与撤销等问题，应坚持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即有利于行为人的原则进行处理。例如，1997年9月30日以前犯罪，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适用旧刑法第59条第2款的规定。(3)对于旧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根据旧刑法需要类推处理而没有处理的，不管现行刑法是否规定为犯罪，都不得以类推方式定罪量刑。(4)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现行刑法认为是犯罪，而行为连续或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对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行为适用现行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12月7日《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

     第二章    犯罪概说

      第一节 犯罪的概念

       我国刑法从形式与实质的统一上，对犯罪概念作出了界定。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这一犯罪概念是对各种犯罪现象的理论概括，它不仅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而且阐明了犯罪的实质内容(社会危害性)，从而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提供了原则标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犯罪概念。
       此外，刑法第13条在“但书”部分明确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从反面强调何种行为不是犯罪。这里的“不认为是犯罪”是指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立法上不认为其构成犯罪，司法上自然就不能将其作为犯罪处理，因此，对于“但书”规定，不能理解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是犯罪，只是不作为犯罪处理。
       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以及刑法理论，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据此，犯罪具有三个特征。

       一、社会危害性

       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所造成的危害。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刑法就没有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也不会对它进行惩罚。某种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认为是犯罪。由此可见，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也不构成犯罪。因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质和量的统一。
       我国刑法第13条通过列举犯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揭示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各个方面的表现。概括起来说，它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危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即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2)危害国家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即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3)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4)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这四个方面概括地反映了在我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内容。危害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对我国统治关系的侵犯，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妨害了我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如果只看到犯罪分子给某一个人、某一个单位造成这样或者那样的损害，而看不到犯罪在总体上对我国社会关系的危害，就不可能真正认识犯罪的本质。
       那么，社会危害性的轻重大小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
       第一，决定于行为侵犯的客体，即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侵犯的是国家安全，即国家主权、国家领土的完整和安全，国家政权的稳定。因此，危害国家安全罪比其他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大。放火罪、爆炸罪危害的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财产的安全，社会危害性也很大。杀人罪危害人的生命，伤害罪危害人的健康，两者的社会危害性就有所不同。
       第二，决定于行为的方式、手段、后果以及时间、地点。犯罪的手段是否凶狠，是否残酷，是否使用暴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危害性。例如，抢劫公私财物就比抢夺公私财物的危害性严重；杀人后碎尸就比一般故意杀人更为恶劣。危害后果是决定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情况。例如，盗窃500元与盗窃1万元；杀死一人与杀死数人，其社会危害程度显然是不同的。战时犯罪还是平时犯罪，社会危害性也不一样。自然灾害(如火灾、水灾、震灾)发生的时刻趁机作案(趁火打劫)，在社会治安不好的时期进行抢劫、强奸等犯罪活动，社会危害性都更为严重。
       第三，决定于行为人的一些主观因素。如故意还是过失；有预谋或者没有预谋；动机、目的是否卑劣；偶尔犯罪还是累犯、惯犯。这些情况，在社会心理上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它们对社会危害性程度起制约作用。
       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是该行为构成犯罪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在认定犯罪的时候，应当十分注意考察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以及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犯罪.的程度。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呢？我们认为，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坚持历史的观点。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社会危害性
       也随之发生变化。同一种行为，在这一时期符合社会发展，就被允许；而在另一时期，有害于社会发展，就不被允许。承认社会危害性的可变性，是一种唯物的观点。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社会危害性有无的变化，某种行为会因社会生活的变化由没有社会危害性变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某种行为因为社会生活的变化由具有社会危害性变为没有社会危害性。二是社会危害性大小变化，某种行为会因社会生活的变化由社会危害性较小变为较大，某种行为会因社会生活的变化由社会危害性较大变为较小。因此，要从历史变化的观点出发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第二，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坚持全面的观点。社会危害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衡量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应当综合各种情况，不能仅看有形的、物质性的危害，还要看到对社会政治以及人们的社会心理带来的危害。
       第三，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坚持本质的观点，也就是说在认定某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时候，我们要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比如，某人把另一人杀了，就要问这是什么性质的杀人，有无社会危害性，危害性有多大，等等。这就是说，要透过杀人这一现象，把握事件的实质。

       二、刑事违法性

       刑事违法性，或称刑法的禁止性，即犯罪行为是违反刑法的行为，是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刑法对犯罪行为的禁止，是通过罪刑规范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是通过对某种行为规定刑罚后果来禁止该行为。因此，刑事违法性事实上是指行为符合罪刑规范所指明的假定条件，进一步而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与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是统一的。违反刑法并不只是违反刑法分则，凡是违反广义刑法的禁止性规范的行为，均具有刑事违法性。从刑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关系来看，刑事违法性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违反刑法规范，二是违反其他法律规范但因情节严重进而违反了刑法规范，故单纯违反其他法律而没有违反刑法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具有统一性。刑法之所以禁止某种荇为，是因为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故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或基础，刑事违法性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表现。在此意义上说，刑事违法性的实质是社会危害性。
       刑事违法性是司法机关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司法机关不能凭直觉认定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只能通过刑法所确定的具体标准来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也不能在刑事违法性之外附加其他标准。
三、应受刑罚处罚性
犯罪不仅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触犯刑律的行为，而且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即具有应受惩罚性。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民事违法行为要承担民事责任，如排除妨碍、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行政违法行为要受行政处罚，如罚款、行政拘留等；或者要受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降职、撤职、开除公职等。对于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来说，则要承担刑罚处罚的法律后果。犯罪是适用刑罚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受刑罚处罚也是犯罪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将犯罪与刑罚这两种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也就是从一个现象与另一个现象的联系中来阐明这个现象的特性。这个特征表明，如果一个行为不应当受刑罚处罚，也就意味着它不是犯罪。      
       不应受惩罚和不需受惩罚是两个意思，应当加以区分。不应受惩罚，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当然就不存在应受惩罚的问题；而不需受惩罚，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本应惩罚，但考虑到具体情况，例如，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有自首、立功等表现，从而免予刑事处分。免予刑事处分说明，行为还是构成犯罪的，只是不予刑罚处罚罢了，它与无罪不应当受惩罚是性质不同的，不能混淆。
       犯罪的以上三个基本特征是紧密结合的。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属性，是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基础。社会危害性如果没有达到违反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也就不构成犯罪。因此，这三个特征都是必要的，是任何犯罪都必然具有的。

      第二节 犯罪的分类

       对于犯罪，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分类。
       (一)自然犯、法定犯
       从刑法与社会伦理的关系上，可以将犯罪分为自然犯和法定犯。
       自然犯，是指对行为本身即使刑罚规范没有规定，也会受到社会伦理的非难的情形(刑事犯)。法定犯，是指刑罚规范的内容与社会伦理规范之间有时存在不一致之处，对于行为的犯罪性质，只有根据刑罚法规的规定才能加以确定并进行非难的情形(行政犯)。所以，二者之间有大致明确的界限。
       但是，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和公众价值观的变化，会出现自然犯的非犯罪化现象，例如，赌博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等没有被害人的传统自然犯，随着社会风俗的变化，其适用范围可能缩限；或者出现法定犯的自然犯化现象，例如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行为，只有刑法有规定，其法益侵害性才能被认识，但是，随着证券业的发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行为会逐步具有自然犯的性质。
       (二)亲告罪、非亲告罪
       从告诉权由谁享有的角度，可以将犯罪分为亲告罪和非亲告罪。
       亲告罪，是指对于犯罪是否进行追究，取决于个人的意思，在追诉之时必须经过有告诉权者告诉的犯罪。非亲告罪，是指侦查、起诉、审判程序由国家司法机关直接推动，起诉权利由检察机关享有，是否提起公诉不取决于个人意思的犯罪。
       在我国刑法中，绝大多数犯罪是非亲告罪，只有侮辱、诽谤、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侵占等罪是亲告罪，在这些犯罪的危害轻微的场合，考虑被害人的追诉要求是合理的。
       (三)危害国家安全罪、普通刑事罪
       从犯罪的法益侵害性的角度，可以把犯罪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普通刑事罪。
       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指直接侵害国家统治秩序的犯罪，即我国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犯罪。这类犯罪所危害的法益具有特别重要性、唯一性，对于统治阶级来讲，是最为重要的犯罪，所以，必须予以严惩。普通刑事罪，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外的侵犯个人、社会利益的犯罪。这类犯罪的具体类型广泛，轻重程度不同，对其处罚的方法也就存在差别。
(四)基本犯、结果加重犯
       基本犯，是指符合某个构成要件基本形态的规定的犯罪形态。例如，符合刑法第234条第1款的规定的，就成立故意伤害罪的基本犯。结果加重犯，是指行为人出于基本构成要件的故意或者过失，在实施基本行为时，发生了超过基本构成要件结果的加重结果，因而导致刑罚加重的犯罪形态。例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就成立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
(五)即成犯、状态犯和继续犯
从犯罪终了与法益侵害的关系出发，可以将犯罪分为即成犯、状态犯和继续犯。
       即成犯，是指在法益侵害后果发生的同时，犯罪行为完成或者终了的情形。故意杀人罪是即成犯的典型例证。
       状态犯，是指在法益侵害发生的同时，犯罪行为终了，但是，此后法益侵害的状态仍然继续的情形。盗窃罪是状态犯的适例，因为在行为人控制财物时，盗窃行为既遂，法益侵害发生的同时行为实施完毕。在此之后，赃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犯罪人所控制，所以，法益侵害状态继续，但是对这种违法状态，在状态犯的构成要件里进行包括的评价，行为人自身占有、销售赃物的，并不构成赃物犯罪；故意毁坏赃物的，也不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继续犯，是指在法益侵害持续进行期间，犯罪行为也持续进行的情形。继续犯是不法状态和实行行为同在，非法拘禁罪是继续犯的典型。

     第三章    犯罪构成

第一节    犯罪构成概述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

       我国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犯罪构成理论是对犯罪的一般成立要件进行分析、予以体系化的理论。
本书按照我国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展开论述。考生需重点关注在理论和实务上都很重要的作为与不作为、因果关系、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年龄、犯罪故意和过失、认识错误等与犯罪成立与否直接有关的主、客观要素。
       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犯罪概念从宏观上揭示犯罪的本质与基本特征，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具体法律标准；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基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
(一)           犯罪构成的法定性
尽管我国刑事法律中没有出现“犯罪构成”这一术语，但刑法确实规定了构成各种犯罪必须具备的要件，刑法理论也正是将刑法的这种规定概括为犯罪构成，所以，刑法实际上规定了犯罪构成。在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作为有机整体规定了犯罪构成，表现在总则规定了一切犯罪必须具备的要件，分则只规定具体犯罪所特别需要具备的要件。由于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刑法规定犯罪构成的目的在于禁止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因此，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表明其行为具有了刑事违法性。
       (二)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
       犯罪构成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所形成，其中的要件就是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条件。这里的“客观”包括犯罪客体与犯罪客观要件，“主观”包括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要件。犯罪构成不是各个要件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要件的有机统一；各个要件按照犯罪构成的要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形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没有内在联系，也不能形成为犯罪构成。例如，盗窃罪的客观要件与放火罪的主观要件，不可能形成为一个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告诉人们：如果某种行为只是符合某个或者某几个要件，而不符合全部要件，则该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因而不成立犯罪。例如，不满14周岁的人故意杀害他人的，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不成立故意杀人罪，也不成立其他犯罪。
       (三)犯罪构成与社会危害性的统一性
       犯罪构成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认定犯罪的实质标准是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如果司法机关直接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
       定为犯罪，必然陷入罪刑擅断的局面。因此，必须由立法机关规定出犯罪的法律标准。犯罪构成要说明行为在何种条件下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成立犯罪，所以，必须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实质依据。正因为如此，只有那些对说明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才会被刑法规定为构成要件；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表明该行为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四)犯罪构成的重要性
由于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是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因此，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任何行为，凡是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就成立犯罪；凡是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就不成立犯罪。就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而言，除了犯罪构成之外没有别的标准，也不能在犯罪构成之外附加其他任何条件。所以，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法律标准。由于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因而与符合犯罪构成的事实(犯罪构成事实)有别：前者是法律规定，后者是具体事实。二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具体事实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时，才能称为犯罪构成事实。
       犯罪构成及其理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物。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刑法明文、明确规定各种犯罪的成立条件与法律后果，犯罪构成正是犯罪成立条件，因此，犯罪构成使罪刑法定主义得以实现。罪刑法定是法治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又是保护合法权益与保障公民自由的要求，所以，犯罪构成对实现法治、保护合法权益与保障公民自由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犯罪构成具有针对犯罪人的恣意而保护社会、针对社会的恣意而保障犯罪人的双重保障机能。
       犯罪构成作为法律规定，对刑事司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它为区分罪与非罪提供了法律标准。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成立犯罪，否则便不成立犯罪。
       2.它为区分此罪与彼罪提供了法律标准。不同的犯罪存在各自不同的犯罪构成，符合不
       同的犯罪构成就成立不同的犯罪。
       3.它为区分一罪与数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区分行为构成一罪还是数罪，基本上是以犯罪构成为法律标准的：行为符合一个罪的犯罪构成就成立一罪；行为符合数个罪的犯罪构成便成立数罪。
       4.它为区分重罪与轻罪提供了法律依据。犯罪构成的内容不同，其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就不同，人们从某种犯罪构成便可知道该罪的轻重。

       二、犯罪构成的分类

       对犯罪构成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的分类。
       (一)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
一般认为，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分则性条文就单独的既遂犯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是指总则性条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并对之加以修正而就共犯、未遂犯等所规定的犯罪构成。据此，故意杀人既遂符合基本的犯罪构成；故意杀人未遂以及教唆他人故意杀人的行为符合修正的犯罪构成。
       (二)完结的犯罪构成与待补充的犯罪构成
完结的犯罪构成，也称关闭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完整地规定了所有要件的犯罪构成；待补充的犯罪构成，也称开放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仅规定了部分要件，其他要件需要司法机关适用时进行补充的犯罪构成。当刑法规定了完结的犯罪构成时，司法机关应严格依法适用，不得附加或减少要件；当刑法规定了待补充的犯罪构成时，司法机关应依照刑法体系与相关规定补充构成要件。
       (三)单一的犯罪构成与复杂的犯罪构成
单一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各个要件均属单一的犯罪构成，即当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中只含单一客体、单一行为、单一主体、单一罪过形式时，便是单一的犯罪构成。复杂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要件内容可供选择或互有重叠的犯罪构成。主要表现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刑法规定了两种以上的行为、对象、主体等，只要具体事实符合其中之一，便成立犯罪，如刑法第305条；另一类是刑法规定了两种以上的客体、行为等，具体事实同时符合刑法规定时，才成立犯罪。

       三、犯罪构成要件

       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构成的组成要素，即要件的总和形成犯罪构成。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犯罪构成要件可以分为具体要件与共同要件。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是指具体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的要件，是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每一个犯罪都有其具体构成要件；任何行为只有符合某种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才能成立犯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也是由具体构成要件决定的。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是指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具备的要件。共同要件是从具体要件中抽象出来的，即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形形色色、千姿百态，但根据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原理，可以从各种犯罪的具体要件中，科学地概括出各种不同犯罪构成的共同组成要素，这便是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根据刑法理论，犯罪构成有四个方面的共同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要件。
       此外，我国刑法分则有许多条文规定，某种行为只有“情节严重”才成立犯罪。例如，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才成立诬告陷害罪。这表明，当刑法规定“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时，只有情节严重的，才能认定为犯罪。当刑法未规定“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时，一般情节的行为就表明其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应认定为犯罪。例如，抢劫、放火、故意杀人、强奸，等等，并非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而是只要实施该行为并符合相应的构成要件，就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情节严重往往成为法定刑升格的依据或者从重处罚的情节。在以情节严重为构成要件时，其中的情节，不是指特定的某一方面的情节，而是指任何一个方面的情节，只要某一方面情节严重，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应认定为犯罪。
       犯罪构成要件由具体要素组成。详言之，犯罪构成由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有机统一而组成。同样，各个要件也是由不同要素所组成，组成要件的要素，就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例如，行为、结果、行为对象等属于犯罪客观要件的要素；年龄、辨认控制能力、身份等属于犯罪主体要件的要素；故意、过失、目的等属于犯罪主观要件的要素。对构成要件的认识与理解，有赖于对构成要件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与理解；如果对某个构成要件的要素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就必然导致对构成要件的认识产生偏差。所以，正确认识与理解构成要件要素，是正确认识构成要件乃至犯罪构成的前提。对构成要件要素可以进行不同分类。
       (一)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与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
       说明行为外部的、客观方面的要素即为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如行为、结果、行为对象等；表明行为人内心的、主观方面的要素即为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如故意、过失、目的等。
       (二)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
       按照刑法理论，在解释构成要件要素和认定是否存在符合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时，如果只需要法官的认识活动即可确定，这种构成要件要素便是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如果需要法官规范的、评价的价值判断才能认定，这种构成要件要素就是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例如，刑法第320条所规定的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的客观要件为“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对这里的“提供”、“伪造、变造”、“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的理解，以及对客观事实是否符合这些要素，都只需要一般的认识活动与基本的对比判断就可以得出结论，因而属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反之，例如，刑法第237条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猥亵”、“侮辱”，则需要司法者的规范的、评价的行为才能认定。
       (三)积极的构成要件要素与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
       通常的构成要件要素，是积极地、正面地表明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要素，这种要素就是积极的构成要件要素。但例外地也存在否定犯罪性的构成要件要素，这便是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例如，刑法第389条第3款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这便是行贿罪的客观要件中的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
       (四)共同的构成要件要素与非共同的构成要件要素
       共同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犯罪构成共同要件中为任何犯罪的成立所必须具备的要素。例如，行为是客观要件的要素，也是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具备的要素。非共同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部分犯罪的成立所必须具备的要素。例如，身份与目的只是部分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的要素。
       (五)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与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
       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绝大多数构成要件要素都是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刑法条文表面上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刑法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刑法条文对相关要素的描述所确定的，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就一些具体犯罪而言，由于众所周知的理由或者其他原因，刑法并没有将所有的构成要件要素完整地规定下来，而是需要法官在适用过程中进行补充。例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盗窃罪的不成文的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

      第二节 犯罪客体

       一、犯罪客体的概念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和共同生活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关系有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之分，它们都有可能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而成为犯罪客体。政治、经济、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作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不是一般的社会关系，如友谊关系、借贷关系等，这些关系只能由道德规范或由民事、行政法律加以调整与保护，而不在刑法保护之列，因此不能成为犯罪客体。而我国刑法所保护的那种社会关系是指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权，公民私人的财产所有权，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等等。这些社会关系在我国刑法第13条已有明确的表述，它们一旦为犯罪行为所侵犯，就成为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没有一个犯罪是没有犯罪客体的。犯罪之所以具有社会危害性，首先是由其所侵犯的犯罪客体决定的。一个行为不侵犯任何客体，不侵犯任何社会关系，就意味着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就不能构成犯罪。

       二、犯罪客体的分类

       在刑法学中，通常把犯罪客体分为三种，即一般客体、同类客体、直接客体。这三者是按照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所作的不同层次的概括，是一般与特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犯罪的一般客体，是指一切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整个社会关系。犯罪的一般客体体现了一切犯罪的共性，据此，可以把犯罪视为一个整体，提出犯罪的共同本质，阐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我国刑法同犯罪作斗争的社会政治意义。
       犯罪的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一方面。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同类客体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等；侵犯财产罪的同类客体是公、私财产关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同类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秩序，如此等等。我国刑法正是按照犯罪的同类客体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犯罪分为十大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刑法鉴于某些类型的犯罪罪名较多，因而对刑法分则采取章下设节的体例。例如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又划分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等八小类，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又分为扰乱公共秩序罪等九小类。在这种情况下，同类客体实际上又存在两个层次的社会关系，我们分别称为同类章客体和同类节客体，简称章客体和节客体。总之，只有依据同类客体才能对犯罪作科学的分类，建立严整的、科学的刑法分则体系，便于我们对犯罪进行研究。这无论对司法实践还是对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的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种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某个具体部分。例如，杀人罪的直接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伤害罪的直接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等等。直接客体是每一个具体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是决定具体犯罪性质的重要因素。它对于立法上建立每个具体犯罪构成，从而规定相应的量刑幅度；对于司法工作正确定罪量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犯罪直接客体只能是一个，理论上称为单一客体，这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只直接侵犯到一种具体社会关系，如盗窃罪、杀人罪。但也有犯罪行为直接侵犯到两种以上具体社会关系，如抢劫罪，不仅侵犯公、私财产关系，而且直接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犯罪行为侵犯两种客体的，理论上称之为复杂客体。在复杂客体中，两种客体在案件中有主次之分，不能等量齐观。立法者根据主要客体把它列人有关的某一类犯罪中，如把抢劫罪列入侵犯财产罪中。
三、确定直接客体的方法
对具体犯罪直接客体的认识不同，对该罪的其他构成要件的解释便不同。例如，如果认为刑法规定盗窃罪是为了保护所有权，则所有权者从盗窃犯罪人那里秘密取回自己财物的，不成立盗窃罪；但是，如果认为刑法规定盗窃罪是为了保护占有，则所有权者从盗窃犯罪人那里秘密取回自己财物的行为，也侵害了盗窃犯罪人的占有，因而成立盗窃罪。显然，明确各种具体犯罪的直接客体，对于解释该罪的其他构成要件具有重大意义。对直接客体的确定，应以刑法规定为依据。基本方法如下：
       1.根据具体犯罪所属的类罪确定直接客体的内容。各种具体的犯罪，总是隶属于某一类罪，而刑法对类罪的同类客体的内容都作了明确或提示性规定，明确了具体犯罪所属的类罪，便可以通过同类客体的内容，大体上明确分则具体条文所要保护的直接客体的内容。例如，刑法分则第4章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各种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故本章具体条文保护的直接客体，必须在各种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中予以确定。例如，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故本罪的直接客体应是妇女性的自主权，而不是社会管理秩序。
       当刑法规定某种犯罪是为了保护复杂客体时，应当根据其所属类罪的同类客体的内容，确定刑法条文的主要目的，而不能本末倒置。例如，规定在刑法分则第2章的犯罪，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因此，凡属于这一类罪中的具体犯罪，不仅其侵犯的客体都是特定领域的公共安全，而且在侵犯复杂客体的情况下，其主要内容也是特定领域的公共安全。例如，由于刑法第123条将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故该条的主要目的是保护飞行安全，其次才是航空器上的人员的人身权利。
       由于具体犯罪隶属于类罪，因此，对具体犯罪的直接客体内容的确定，不应超出同类客体的范围。例如，刑法将盗窃、侮辱尸体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6章的第1节即“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因此，不能超出同类客体范围，认为本罪的直接客体为死者的人格、名誉。
       2.依据刑法对具体犯罪的规定确定直接客体的内容。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的规定，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犯罪的直接客体。因此，要善于依据刑法对具体犯罪的规定以及各种规定之间的关系，确定具体犯罪的直接客体。
       (1)通过刑法条文对直接客体的明确规定确定直接客体。有的条文明确规定了直接客体，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明文规定确定客体内容。例如，刑法第252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条明文规定了直接客体为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利，我们不可擅自确定为其他内容。
       (2)通过刑法条文规定的行为特征确定直接客体。犯罪是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行为。所以，通过行为特征可以明确直接客体。例如，刑法第226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从行为特征就可以看出，本罪的直接客体是平等竞争、自由交易的市场秩序。
       (3)通过刑法条文规定的结果特征确定直接客体。由于对客体的侵害表现为结果，故可以通过对结果内容的规定确定直接客体的内容。例如，刑法第309条规定：“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里的“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是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加以规定的，也说明规定本罪的直接客体是法庭秩序。
       (4)通过刑法条文规定的行为对象特征确定直接客体。一般来说，犯罪行为要通过作用于行为对象侵犯直接客体，行为对象本身又是体现客体的，故可以通过刑法对行为对象特征的规定确定直接客体的内容。例如，刑法第254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报复陷害的对象仅限于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与举报人，这说明本罪的直接客体是民主权利，即控告权、申诉权、批评建议权与举报权。
       (5)通过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所违反的法规内容确定直接客体。任何法律、法令都以保
       护一定的客体为目的，刑法条文指明的某种犯罪所违反的法规，也以保护一定客体为目的，因此，通过该法规所保护的客体，可以确定分则条文所保护的客体。例如，刑法第322条规定：“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国(边)境管理法规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对国(边)境的正常管理。因此，本罪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出入国(边)境的正常管理活动。
       (6)通过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孳生之物、供犯罪行为使用之物的性质确定直接客体。例如，对于制作、复制、出版淫秽物品的犯罪而言，淫秽物品为犯罪孳生之物；对于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而言，淫秽物品是供犯罪行为使用之物；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刑法第367条)；淫秽物品的危害在于破坏国家对文化市场和性道德风尚的管理秩序，故本罪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文化市场和性风尚的管理秩序。

       四、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

       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作用的，社会关系的主体或者物质表现，如故意杀人罪中的“人”，盗窃罪中的“公私财物”就是犯罪对象。特定的犯罪对象在某些犯罪中是构成要件，行为只有作用于特定的对象，才能构成犯罪。例如，只有当行为人拐骗了不满14周岁的儿童时，才可能成立拐骗儿童罪。特定的犯罪对象在某些犯罪中影响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例如，盗窃财物与盗窃枪支的，分别构成盗窃罪与盗窃枪支罪。
       行为对象与组成犯罪行为之物有别。例如，贿赂是组成受贿罪、行贿罪之物，而不能认为是受贿罪、行贿罪的对象；再如，赌资是组成赌博罪之物，而不是赌博罪的对象。行为对象与行为孳生之物有别。行为孳生之物，是指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物。例如，行为人伪造的文书、制造的毒品等，它们不是行为对象。因此，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相对于走私、贩卖、运输而言，毒品可谓行为对象，但对于制造行为而言，行为人所制造的毒品属于行为孳生之物，不是行为对象。行为对象与供犯罪行为使用之物有别。供犯罪行为使用之物主要是指犯罪工具。例如，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时，伪造的信用卡不是行为对象，而是供犯罪行为使用之物。行为对象与作为犯罪行为的报酬取得之物有别。例如，行为人杀人后从雇请者处得到的酬金或者物品，也不是行为对象。
       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的关系较为密切：犯罪对象反映犯罪客体，犯罪客体制约犯罪对象。但二者存在明显区别：(1)犯罪客体决定犯罪性质，犯罪对象则未必。犯罪对象本身不是社会关系，而是具体物或者具体人。犯罪对象只有通过其所体现的犯罪客体才能确定某种行为构成什么罪。比如，同样是盗窃枕木，某甲盗窃的是备用的枕木，某乙盗窃的是正在使用中的枕木，那么前者只构成盗窃罪，后者则构成破坏交通设备罪，两者的区别就在于犯罪对象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2)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构成的要件，犯罪对象则不一定是任何犯罪都不可缺少的，它仅仅是某些犯罪的必要要件。比如，伪造证件罪，必须有伪造出来的证件，否则就不可能构成此罪。但是，偷越国(边)境、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都没有对象可言。(3)任何犯罪都会使犯罪客体受到危害，而犯罪对象却不一定受到损害。例如，某家电视机被盗，受到侵犯的是主人对电视机的所有权关系，而电视机本身则未必受到损害；相反，盗窃犯总是要把电视机保护好，才能销赃或者自用。(4)犯罪客体是犯罪分类的基础，犯罪对象则不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十类犯罪是根据犯罪客体来划分的，如果按犯罪对象则无法分类。因为同样的对象可能分属于不同类别的犯罪。例如，同是公共财产，盗窃、诈骗的，属于侵犯财产罪；如果贪污、受贿的，属于贪污、受贿罪。因为它不仅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由此可见，犯罪对象不能成为犯罪分类的根据与标准。当然，在同一类犯罪中，犯罪对象有时可以起到划分各种犯罪之间界限的作用。例如，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就是因为对象不同而划分出不同的罪。例如，破坏交通工具罪和破坏交通设施罪的区别，就在于对象不同。前者破坏的是飞机、火车、船舶等；后者破坏的是桥梁、隧道、铁轨之类。伪造货币罪和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罪的区别，也在于犯罪对象的不同。

      第三节 犯罪客观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它说明某种犯罪是通过什么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什么后果。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其内容是客观事实特征，它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是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的内容首先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危害行为是一切犯罪的共同要件，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有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除了危害行为以外，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客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但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切犯罪的共同要件，只是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此外，某些分则条文还对许多犯罪规定了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的要求。

       一、危害行为

       “无行为则无犯罪也无刑罚”，因此，行为在现代刑法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在我国刑法中，行为一词具有多种含义，有时把它作为犯罪的同义语使用，如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定义中使用的行为；有时把它看做纯粹的身体动静，如刑法第18条规定的精神病人的行为；有时它仅指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的身体动静，如刑法第15条规定的意外事件中的行为。危害行为，即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是指由行为人意识和意志支配的危害社会的身体举止。
       行为是对客观世界产生影响的身体活动，危害行为也是如此。危害行为的身体活动既包括举动，也包括静止。人的身体举止不限于四肢的举动，还包括诸如以目示、语言教唆、默示等有意义的动作。现代刑法只把行为作为惩罚对象，没有表现为身体举止的行为，就不可能对客观世界发生影响，以致危害社会。坚持危害行为的这一特征，对于防止惩罚思想的错误做法具有重要意义。
       人的意识和意志，是危害行为的主观内在特征。刑法规定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目的在于调整这类行为，避免社会遭受危害。如果不是由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的身体举止，刑法是不可能起到调整作用的。因为刑法要最终达到调整目的，只能通过调节行为主体的意识和意志，从而间接影响其实施的身体举止。所以，缺乏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的身体动静即使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也不属于危害行为。
       从对社会所起的作用看，行为有危害行为和非危害行为之分。危害行为具有危害社会的性质，这是危害行为的价值特征。任何行为在被刑法规定为犯罪之前，立法者均以一定的价值标准先对行为进行价值评判，对社会无害的身体举止不会被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规定下来，规定为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身体举止本身必须具有危害社会的内涵。也正因如此，才称之为危害行为。
       危害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种基本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
(一)作为
作为，即积极的行为，是指以积极的身体举动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作为是危害行为的主要形式，在我国刑法中绝大部分犯罪一般情况下通常以作为的形式实施，如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等；许多犯罪只能以作为形式实施，如抢劫罪、盗窃罪、强奸罪等。刑法意义上的作为一般并不仅指一个单独的举动，而通常是由人的一系列举动所组成。如抢劫行为即包含接近被害人、实施暴力或威胁、劫取财物等动作。作为不仅指利用自己身体实施的积极举动，还包括利用他人、利用物质工具、利用动物乃至利用自然力实施的举动。如教唆幼童偷窃他人财物、使用剧毒物杀人、训练恶狗咬人、决水破坏农田等。
       (二)不作为
       不作为，是指行为人在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从表现形式上看，不作为是消极的身体动作；从违反法律规范的性质上看，不作为不仅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规范，而且直接违反了某种命令性规范。例如，遗弃罪中的不提供扶助的行为，表现为没有扶养不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该行为不仅违反了刑法第261条的禁止性规范，而且直接违反了婚姻法中的命令性规范。成立不作为犯在客观上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行为人负有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具有法律性质的义务。这种义务一方面要求是法律性质的义务，另一方面要求的内容是实施特定的积极行为。这种义务的来源主要有：第一，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义务。例如，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因此，拒不抚养、赡养的行为，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第二，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履行相应职责的义务，值勤的消防人员有消除火灾的义务，等等。第三，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例如，合同行为、自愿接受行为等可能导致行为人负有实施一定积极行为的义务。第四，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这是指由于行为人的某种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负有的排除危险或者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积极义务。例如，成年人带着儿童游泳时，就负有保护儿童生命安全的义务。先前行为是否包括犯罪行为，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先前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即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也能成为义务来源。另一种观点认为，先前行为不包括犯罪行为，否则会使绝大多数一罪演变为数罪。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刑法就某种犯罪行为规定了结果加重犯，或者因发生严重结果而成立重罪时，由于可以将加重结果评价在相应的结果加重犯或者另一重罪中，先前的犯罪行为并不导致行为人具有防止严重结果发生的义务；在刑法没有就某种犯罪行为规定结果加重犯，也没有规定发生某种严重结果而成立其他严重犯罪的情况下，如果先前的犯罪行为导致另一法益处于危险状态，则宜认为该犯罪行为导致行为人具有防止另一法益受侵害的义务。
       2.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义务。法律规范与法律秩序只是要求能够履行义务的人履行义务，而不会强求不能履行义务的人履行义务。至于行为人能否履行义务，则应从行为人履行义务的主观能力与客观条件两方面进行判断。
       3.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结果。不作为的核心是行为人没有履行义务，行为人在应当履行义务而不履行义务的期间所实施的其他行为，不是该不作为的内容，也不影响不作为的成立。例如，锅炉工在当班时，故意不给锅炉加水，造成锅炉爆炸的事故，这就是不作为犯罪。至于锅炉工当班时实施了其他何种行为，则不是不作为的内容。不作为之所以能够成为与作为相并列的行为，在于它与作为一样，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结果，或者说它与作为一样，侵害或者威胁了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反过来说，只有当行为人履行作为义务可以避免结果发生时，其不作为才可能成立犯罪。例如，司机过失造成了交通事故，导致被害人头盖骨骨折，即使立即送往医院也不能挽救生命，或者被害人将立即死亡时，即使司机没有救助，也仅成立交通肇事罪，而不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符合上述条件的，就具备了不作为犯罪的客观要件。但是，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刑法分则的某些条文在描述行为时所使用的动词能否包括不作为也不一定明确，特别是不纯正不作为犯应与作为犯具有等价性，所以，在判断某种不作为是否成立犯罪时，需要慎重。第二，行为符合不作为犯罪的一般客观条件，并不直接成立犯罪，只有当某种不作为符合具体的犯罪构成才成立犯罪。不能以不作为的成立条件取代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即使存在某种“不作为”，但并不符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时，也不能认定为犯罪。第三，不要将作为犯等同于故意犯，将不作为犯等同于过失犯。作为与不作为是客观行为的表现形式；故意与过失是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不作为既可能成立故意犯，也可能成立过失犯；过失犯既可能表现为作为，也可能表现为不作为。
       刑法理论一般将不作为犯罪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纯正不作为犯或真正不作为犯，即刑法明文规定只能由不作为构成的犯罪。二是不纯正不作为犯或不真正不作为犯，即行为人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通常为作为形式的犯罪。我国刑法理论认为，许多犯罪既可能由作为构成，也可能由不作为构成。这种情况下的不作为犯，就是不纯正不作为犯。例如，刑法第416条所规定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就是纯正不作为犯。再如，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故意导致他人死亡的，则是不纯正不作为犯。
区分作为与不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不作为概念的确立，有利于合理确定犯罪范围，正确区分罪与非罪；在许多情况下，也有利于区分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
二、危害结果
危害结果是指危害行为对犯罪客体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实际损害或现实危险。例如故意伤害罪的危害结果是致使他人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危害结果是引起传染病的传播或造成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
       (一)危害结果的特征
一般认为，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如杀人行为造成他人死亡的事实、盗窃行为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事实，就是危害结果。危害结果具有以下特点：
       1.因果性。危害结果是由危害行为造成的，危害行为是因，危害结果是原因引起的后果；不是危害行为造成的结果，就不是危害结果。由于危害结果是由危害行为造成的，故危害结果的性质取决于危害行为的性质。危害结果固然是危害行为引起的，但不能认为，任何危害行为都必然造成危害结果。
       2.侵害性。危害结果是表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遭受侵害的事实特征，因而是反映社会危害性的事实。当危害结果是犯罪构成要件时，它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起决定性作用；当危害结果不是犯罪构成要件时，它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也起很大影响作用。如果某种事实现象并不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使它是危害行为造成的，也不能认为是危害结果。当然，危害结果与社会危害性不是等同的概念。
       3.现实性。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已经实际造成的侵害事实。危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侵害社会关系的危险性，不是危害结果，而是行为的属性。但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则有可能属于危害结果。
       4.多样性。危害结果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危害结果的多样性，是由危害行为的多样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犯罪对象的多样性决定的。因此不同的危害结果在定罪量刑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
       (二)危害结果的种类
       由于危害结果具有多样性，故有必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以便深入理解危害结果的内涵与意义。
       1.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危害结果与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危害结果。这是以危害结果是否属于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为标准所作的分类。前者是指成立某一具体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危害结果，或者说，该危害结果是具体犯罪客观要件的内容，如果行为没有造成这种结果，就不可能成立犯罪。例如，根据刑法第397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行为，只有造成了公共财产、国家与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才构成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这里的“重大损失”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危害结果。后者是指不是成立犯罪所必需的、构成要件之外的危害结果。这种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及其轻重如何，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只是在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对反映社会危害性程度起一定作用，因而影响法定刑是否升格以及同一法定刑内的量刑轻重。例如，抢劫罪的成立并不要求发生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故重伤、死亡不属于抢劫罪基本构成要件要素的危害结果，即使抢劫行为造成了他人重伤或者死亡，该结果也不属于基本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但由于发生该结果的抢劫行为比未发生该结果的抢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故刑法对此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
       2.物质性危害结果与非物质性危害结果。这是根据危害结果的现象形态所作的分类。前者是指现象形态表现为物质性变化的危害结果，它往往是有形的，可以具体认定和测量的，如致人死亡、致人伤害、毁损财物等，都是物质性结果。后者是指现象形态表现为非物质性变化的危害结果，它往往是无形的，不能或者难以具体认定和测量，如对人格的损害、名誉的毁损等，属于非物质性危害结果。
       3.直接危害结果与间接危害结果。这是根据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的联系形式所作的分类。前者是危害行为直接造成的侵害事实，它与危害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即二者之间没有独立的另一现象作为联系的中介。后者是指危害行为间接造成的侵害事实，在危害行为与间接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独立的另一现象作为联系的中介。
       (三)危害结果的意义
       危害结果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1.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当危害结果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时，如果行为没有造成法定的危害结果，就不成立犯罪，过失犯罪便是如此。但由于危害结果并非一切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故当危害结果不是构成要件要素时，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便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例如，抢劫行为没有取得财物、没有致人伤亡时，仍然成立抢劫罪，只不过是预备、未遂或中止罢了。
       2.区分犯罪形态的标准之一。不管人们以什么标准区分犯罪的既遂与未遂，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发生了危害结果时，才可能成立犯罪既遂。例如，在故意杀人罪中，没有发生死亡结果的，不可能成立故意杀人既遂。
       3.影响量刑轻重的因素之一。在一切犯罪中，危害结果对量刑都起影响作用。因为危害结果是反映社会危害性的事实现象，刑罚必须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所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轻重如何，必然影响量刑。危害结果对量刑的影响作用表现为三种情况：(1)作为选择法定刑的根据。例如，刑法第234条根据伤害行为造成的结果不同，规定了三个幅度的法定刑。据此，故意伤害造成他人轻伤的，司法机关应选择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一法定刑；造成重伤的，应选择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法定刑，如此等等。(2)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例如，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减轻处罚。(3)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当刑法没有将危害结果规定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和法定量刑情节时，危害结果的情况便是酌定量刑情节。

       三、行为的时间、地点与方法

       对于大多数犯罪而言，刑法并没有要求行为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特定方法实施，在此意义上说，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不是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但有三点应当注意：第一，有的条文明文要求行为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或以特定的方法实施。例如，刑法第340条与第341条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与非法狩猎罪，就将禁渔期、禁猎期、禁渔区、禁猎区、禁用的工具、方法等作为构成要件。第二，有的条文明确将特定的时间、地点、方法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或从重处罚的情节。例如，刑法第237条规定，在通常情形下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三，即使刑法没有明文将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规定为影响定罪与量刑的因素，行为的时间、地点与方法也会影响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因而成为量刑的酌定情节。

       四、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一)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概念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发生了某种危害结果时，司法机关首先要确定谁的行为造成了该危害结果，然后进一步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最后得出是否构成犯罪的结论。研究因果关系，显然不是研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本身，而是研究如何确定某种危害结果是由某种危害行为造成的。
       (二)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
       如何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中外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学说。我国刑法理论以前采取的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即当危害行为中包含着危害结果产生的根据，并符合规律地产生了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必然因果关系；只有这种必然因果关系，才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一学说认为，因果关系具有以下特点：(1)作为某种原因的行为必须具有危害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这是该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必要前提。所谓某种行为具有危害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是指该行为中存在着使危害结果发生的客观根据；如果该行为不具有使危害结果发生的客观根据，那它就不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只能是结果发生的条件。(2)具有上述实在可能性还不能说明具有因果关系，只有当具有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的某一现象已经合乎规律地引起某一结果的发生时，才能确定某一现象与所发生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某一现象虽然有发生结果的实在可能性，但在某发展过程中，偶然地与另一因果性的锁链联系在一起，以致由另一现象合乎规律地产生这一结果时，那么，前一现象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就没有因果关系。(3)因果关系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因果关系。因此，在确定某种行为与某种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时，不能脱离该行为实施时的具体条件孤立地进行考察，而应联系当时的具体条件进行判断。
       由于这种学说不能合理解释所有因果关系的成立情形，后来发展出了偶然因果关系说。该说的基本观点是，当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产生危害结果的根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介入其他因素，并由介入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了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偶然因果关系，介入因素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必然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该学说还认为，不能将条件与原因绝对分开，条件是相对于根据而言的，条件和根据都是原因，只是处于不同的等级和层次而已。从重要性来说，与根据相比，条件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但就必要性来说，条件与根据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根据和条件相互作用，才能产生结果。只有根据没有条件，结果就不会发生，也就谈不上原因。
       近年来，又出现了国外审判实践中长期采用的条件说，即当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关系(条件关系)时，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条件说还认为：(1)作为条件的行为必须是有导致结果发生可能性的行为，否则不能承认有条件关系。例如，甲劝说乙乘坐火车旅游，希望乙乘坐的火车倾覆而导致乙死亡。倘若果真如此，甲的劝说行为也不是乙死亡的条件，因为该行为不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2)条件关系中的“结果”是指具体的、特定形态、特定规模与特定时间发生的结果。(3)条件关系是一种客观联系，与行为人预想的发展过程是否符合，并不影响条件关系的成立与否。(4)行为是结果发生的条件之一时便可认定条件关系，并非唯一条件时才肯定条件关系；在数个行为共同导致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如果除去一个行为结果将发生，除去全部行为结果将不发生，则全部行为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例如，甲与乙没有意思联络，分别向丙的饮食中投放了100%致死量的毒药，而且毒药同时起作用，导致丙死亡。对此，应认为甲的行为与乙的行为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5)与前“条件”无关的后条件直接导致结果发生，而且即使没有前“条件”也将发生结果时，前“条件”与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例如，甲以杀人故意向乙的食物中投放了足以致死的毒药，但在该毒药还没有起作用时，与甲没有意思联络的丙开枪杀死了乙。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之间，不存在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所以没有因果关系。(6)在因果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如果由于介入第三者的行为或者特殊自然事实导致了结果发生，那么，前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便中断。
       在认定因果关系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1)因果关系只是研究某种行为是否是某种结果的原因，即所研究的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而不是对行为与结果本身的研究；由于危害行为本身具有法定性，故不能以因果关系的认定取代对危害行为本身的认定。(2)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联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不影响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因果关系又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客观联系，不能离开客观条件认定因果关系，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了特定条件，不能左右对因果关系的认定。(3)一个危害结果完全可能由数个危害行为造成，因此，在^^定某种行为是某种危害结果的原因时，不能轻易否认其他行为同时也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反之，一个危害行为可能造成数个危害结果。所以，在认定某种行为造成了某一危害结果时，也不要轻易否认该行为同时造成了其他危害结果。(4)在行为人的行为介入了第三者或被害人的行为而导致结果发生的场合，要判断某种结果是否是行为人的行为所造成时，应当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介入情况的异常性大小以及介入情况对结果发生作用的大小。例如，甲以杀人故意对乙实施暴力行为，导致乙身体重伤，乙前往医院途中，被丙驾驶的汽车撞死。由于介入了丙的异常行为，而且由丙的行为导致了乙的死亡，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再如，A以杀人故意对B实施暴力，导致B遭受瀕临死亡的重伤。B在医院接受治疗时，医生C存在轻微的过失，耒能挽救B的生命。由于A的行为导致死亡结果的危险性大，而介入情况(轻微过失)对死亡结果发生的作用小，故应认定A的行为与B的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三)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
       现在的刑法理论一般肯定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首先，从权利义务的关系上看，如果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权利主体就不能享受权利，从而使法律关系受到侵害。不作为正是因为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而不履行义务，才使法律关系遭受破坏，造成具体的危害结果。其次，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一般表现为：如果没有该行为，危害结果便不会发生，故该作为是原因。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如果行为人履行义务，危害结果便不会发生，故不履行义务是原因。二者虽然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因果联系的内容是相同的。
(四)刑法上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认定因果关系不等于认定刑事责任。认定某种行为与某种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只是确立了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特定危害结果。一方面，行为人的行为与所造成的结果在客观上是什么性质，在刑法上属于何种类型，这不是因果关系所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根据刑法的规定判断行为与结果的性质。另一方面，应否负刑事责任不仅取决于客观事实，还取决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及所造成的结果的心理状态；在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行为人可能没有刑法所要求的故意与过失，因而不可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所以，有因果关系不等于有刑事责任。
 

      第四节 犯罪主体

       一、犯罪主体概述

       犯罪主体要件由刑法明文规定。刑法总则规定了犯罪主体的一般要件，如刑法第17条对犯罪主体的年龄条件(刑事责任年龄)作了规定，第18条对辨认控制能力(刑事责任能力)作了规定；刑法分则的部分条文规定了犯罪主体的特殊要件，如有的条文规定犯罪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的条文规定犯罪主体必须是现役军人等。犯罪主体要件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本身必须具备的条件，包含人的自然属性(如年龄、性别等)与社会属性(身份、单位的性质等)的条件。
       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罪主体分为两类，即自然人犯罪主体与单位犯罪主体。因此，犯罪主体要件也相应地分为自然人犯罪主体要件与单位犯罪主体要件。自然人犯罪主体又分为两种情况：一般犯罪主体与特殊犯罪主体。单位犯罪主体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无特别限定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与特定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本章仅论述自然人犯罪主体的条件，单位犯罪在第七章专门论述。
二、自然人犯罪主体
自然人犯罪主体的一般要件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某些犯罪除了要求行为人具有这两个条件外，还必须具有特殊身份。
       (一)刑事责任年龄
       1.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为所必须达到的年龄。如果行为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其实施的行为就不可能成立犯罪，故刑事责任年龄事实上是犯罪年龄。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是自然人犯罪主体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2.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我国刑法基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条件，依据我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政策，对刑事责任年龄作了如下规定：(1)不满14周岁的人，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即不满14周岁的人所实施的任何行为，都不构成犯罪。刑法理论称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或完全无刑事责任时期。(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即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刑法作出这样的限定，除了考虑犯罪的严重性之外，还考虑了犯罪的常发性。还有一些犯罪或许重于这里所列举的犯罪，但由于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不可能实施或者很少实施，刑法未作规定。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是指只要故意实施了杀人、伤害行为并且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都应负刑事责任。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后杀害被绑架人，拐卖妇女、儿童而故意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重伤或死亡的行为，依据刑法是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奸淫幼女，或者在拐卖妇女、儿童的过程中，强奸妇女或者奸淫幼女的，也应追究刑事责任。例如，15周岁的甲绑架他人后故意杀害他人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15周岁的乙在拐卖妇女的过程中强奸妇女的，应以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3)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即已满16周岁的人对一切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此即完全负刑事责任时期。(4)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外，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1条的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些都是关于减轻刑事责任时期的规定。
       除上述规定之外，刑法第17条第4款还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1)年龄的计算。刑法所规定的年龄，是指实足年龄，不是指虚岁。实足年龄以日计算，并且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例如，已满14周岁，是指过了14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才是已满14周岁。(2)行为跨年龄段的处理。对于不满14周岁实施危害行为，一直延续到成年时期的，只能追究其达到年龄阶段以后的行为的责任。行为人已满16周岁后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时也实施过同样的行为，如果行为属于刑法第17条第2款所规定的八种犯罪，应一并追究，否则，只能追究已满16周岁以后实施的行为。(3)年龄计算的基准。在行为实施和结果发生有较长的时间间隔的场合，需要讨论是按照行为时，还是按照结果发生时计算年龄的问题。例如，行为人实施伤害行为时差一天满14周岁，发生死亡结果时已满14周岁的，是否可以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追究其刑事责任？比较合理的见解是：对年龄应以行为发生时为基准进行判断。理由在于：犯罪是表现于外的行为，责任能力是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所以，辨认、控制能力必须是行为当时的能力。当然，如果行为人实施一定身体动作以后，具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就应根据不作为犯罪的发生时间计算年龄。例如，不满14周岁的行为人在他人的酒中投入毒药，并将毒酒隐藏于酒柜中，他人饮用时，行为人已满14周岁的，可以认为行为人对自己14周岁以前的行为所可能引起的危险有排除的义务，其已满14周岁，但仍然不履行危险源排除义务，因而导致他人死亡的，应当成立故意杀人罪。
       (二)刑事责任能力
       1.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认识自己特定行为的性质、结果与意义的能力；控制能力，是指行为人支配自己实施或者不实施特定行为的能力。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密切联系。辨认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辨认能力就谈不上有控制能力。控制能力则反映辨认能力。有控制能力就表明行为人具有辨认能力。但在某些情况下，有辨认能力的人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丧失控制能力。所谓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指同时具有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如果缺少其中一种能力，则属于没有刑事责任能力。
       2.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通常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故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只是一种消极判断。在判断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对于无责任能力的判断，应同时采用医学标准与心理学标准。即首先判断行为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其次判断是否因为患有精神病而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前者由精神病医学专家鉴定，后者由司法工作人员判断。司法工作人员在判断精神病人有无责任能力时，除了以精神病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为基础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注意审查精神病的种类以及程度轻重，因为精神病的种类与程度轻重对于判断精神病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二，要在精神病人的左邻右舍调查其言行与精神状况。第三，要进一步判断精神病人所实施的行为与其精神病之间有无直接联系。(2)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间歇性精神病人实施行为的时候，如果精神正常，具有辨认控制能力，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反之，如果实施行为的时候，精神不正常，不具有辨认控制能力，该行为便不成立犯罪，因而不负刑事责任。由此可见，间歇性精神病人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应以其实施行为时是否具有责任能力为标准，而不是以侦查、起诉、审判时是否精神正常为标准。(3)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4)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5)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特殊身份
       特殊身份是指行为人在身份上的特殊资格，以及其他与一定的犯罪行为有关的、行为人在社会关系上的特殊地位或者状态，如男女性别、亲属关系、国家工作人员等。这些特殊身份不是自然人犯罪主体的一般要件，只是某些犯罪的自然人主体必须具备的要件。
       特殊身份必须是行为人开始实施犯罪行为时就已经具有的特殊资格或已经形成的特殊地位或者状态，因为实施犯罪才在犯罪活动或者犯罪组织中形成的特殊地位(如首要分子)不是特殊身份。特殊身份是行为人在人身方面的特殊资格、地位或状态，并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因此，特定犯罪目的与动机等心理状态，不宜归人特殊身份。特殊身份总是与一定的犯罪行为密切联系的，与犯罪行为没有联系的资格等情况，不是特殊身份。例如，在叛逃罪中，国籍以及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与犯罪行为有密切联系，属于特殊身份，但在故意杀人罪中，国籍以及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与犯罪行为没有密切联系，因而不是特殊身份。特殊身份既可能是终身具有的身份，也可能是一定时期或临时具有的身份，这取决于身份的类型与刑法的规定。特殊身份既可能是由于出生等事实关系所形成的身份，如男女、亲属关系；也可能是由于法律规定所形成的身份，如证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还可能是同时由于事实关系与法律规定所形成的身份，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的人，一方面有基于亲属关系所形成的自然身份，另一方面也有基于法律规定的法定身份。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特殊身份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以特定公职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邮政工作人员、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等；(2)以特定职业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航空人员、铁路职工、医务人员等；(3)以特定法律义务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等；(4)以特定法律地位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等；(5)以持有特定物品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等；(6)以参与某种活动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投标人、公司发起人等；(7)以患有特定疾病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严重性病患者；(8)以居住地和特定组织成员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等。
       作为犯罪主体要件的特殊身份，只是针对该犯罪的实行犯而言，至于教唆犯与帮助犯，则不受特殊身份的限制。例如，贪污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人员，但这只是就实行犯而言，不具有上述特殊身份的人教唆或者帮助具有上述特殊身份的人犯贪污罪的，成立共犯。又如，受贿罪的实行犯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等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

      第五节 犯罪主观要件

       一、犯罪主观要件概述
犯罪主观要件，是指刑法规定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这里的“主观”，是反映支配行为人外在活动的主观意识。罪过属于心理态度的范畴，具有心理学的内容：它由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构成，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直接反映行为人的情感态度。罪过又是一个法学概念，具有刑法学的, 意义：它是犯罪主体对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它直接反映行为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悖反态度。犯罪心理态度的基本内容是故意与过失(合称为罪过)，此外还有犯罪目的与动机。罪过与犯罪客观要件密切联系：罪过是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故意与过失；罪过必须表现在一定的危害行为中；罪过只能是行为时的心理态度，罪过的有无以及罪过形式与内容都应以行为时为准，而不以行为前或行为后为准。刑法总则明文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含义，任何犯罪的成立都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者过失；不具有故意与过失的行为，称为无罪过事件，不可能成立犯罪。
二、犯罪故意
       根据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犯罪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
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心理态度。换言之，行为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及结果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具备这种认识因素是犯罪故意与一般心理活动的故意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对犯罪构成客观事实特征的认识，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对犯罪客体或犯罪对象情况的认说。认识某种犯罪客体的事实情况，是成立某种犯罪故意的条件之一。如果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就不可能具备该种犯罪故意。如行为人误把人认作兽而杀害，即没有杀人故意。在犯罪对象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犯罪中，成立该种犯罪故意，还必须具备对该种对象的认识。如构成盗窃枪支弹药罪，行为人必须知道.其盗窃的是枪支弹药。如果行为人以为是一般财物而盗窃，事后才知是枪支弹药的，其只有一般盗窃罪的故意而没有盗窃枪支弹药罪的故意。当然，其行为也就不构成盗窃枪支弹药罪。(2)对行为性质的认识。行为人只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实际性质，才有可能认识到该行为所产生的危害结果。对行为性质的认识包括对其行为的内容、作用的认识。行为人在对其行为内容、作吊有所认识的基础上才会认识到其行为具有可能引起一定危害结果发生的社会危害性。对行为性质的认识是否包括对行为违法性的认识？这是一个理论上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一般来说，认识到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而具有社会危害性，自然也会知道这种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所以没有必要把违法性认识作为犯罪故意的内容，以防止行为人借此逃避制裁。但如果行为人确实因不知道其行为违法并使其因此不可能知道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则不应认为其有犯罪故意。(3)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对危害结果的认识是犯罪故意认识因素中最根本的内容。只有行为人对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有所认识，其对行为性质等其他客观事实情况的明知也才具有了刑法意义。而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所认识，也必然体现出其对行为性质等情况是清楚的。在一些行为性质相似，造成同样后果的案件中，行为对结果的认识与否，直接决定了行为构成何种性质的犯罪，如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当然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并不排斥对行为性质等情况的认识，对后者的认识也是检验对前者认识与否的重要标志。
(二)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
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是行为人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基础上仍决意实施这种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因此，认识因素是构成犯罪故意的前提和基本条件，意志因素则是构成犯罪故意的决定性因素，是认定犯罪故意的主要依据。
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包括希望和放任两种形式。希望，表明行为人积极追求危害结果发生的态度，这种犯意明显而坚决；放任，表明行为人虽不追求但有意纵容危害结果发生的态度，这种犯意较为模糊而随意。两者体现出来的主观恶性程度有所不同。依不同标准，对犯罪故意可以作多种分类。
根据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犯罪故意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根据认识因素的不同内容，直接故意又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另一种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犯罪都是出于故意而实施的，而在故意犯罪中，主要的又是直接故意犯罪。直接故意犯罪由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持希望态度，因此在犯罪实行过程中，行为人犯罪目的都是明确的，而且多具有较强的意志力，对所遇到的困难或阻力多会想方设法排除以实现犯罪目的。因此，直接故意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
(2)间接故意。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有意放任，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与直接故意不同，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只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不包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放任是以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具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种或然性为前提的，如果行为人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结果而又决意实施的，则根本不存在放任的可能，其主观意志只能是属于希望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希望、不积极追求，而是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即不管发生与否，都不违背其意志。正因为如此，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是认定间接故意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发生危害结果，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间接故意在实践中一般通过以下三种情况表现出来：一是行为人为追求某一犯罪目的而放任了另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如甲为放火烧乙的房屋而放任了将睡在房中的乙烧死；二是行为人为追求某一非犯罪目的而放任某一危害结果发生，如甲为打一野兔而置可能误中正在附近采摘果实的某乙于不顾，并开枪击中某乙致死；三是突发性犯罪中行为人不计后果放任某种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某甲因违法犯罪被某乙当场抓获，为挣脱逃跑，某甲掏出匕首向某乙刺去，致某乙心脏被刺破伤重而死。以上三种情况中，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都是持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
       (三)故意的认定
       对犯罪故意的理解与认定除了掌握上述种类与特征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将犯罪故意与一般生活意义上的“故意”相区别。犯罪故意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特定内容，具体表现为对肖己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认识与希望或放任态度，而一般生活意义上的“故意”只是表明行为人有意识地实施某种行为。例如，行为人进行正当防卫时所具有的是一般生活意义上的“故意”，而不是刑法上的故意。再如，行为人为了抽烟而划火柴但因疏忽造成火灾的，不能认定为故意犯罪；其划火柴的“故意”不是刑法上的犯罪故意。
       2.要将犯罪故意与单纯的认识或者单纯的目的相区别。故意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因此，既不能用意志因素代替故意，也不能用认识因素代替故意。用“具有……目的”代替犯罪故意时，可能将间接故意排除在故意之外；用“认识到……”代替故意时，可能将过失归入故意。这都是不妥当的。
       3.要将总则条文规定的“明知”与分则条文规定的“明知”相区别。刑法总则规定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刑法分则某些条文对犯罪规定了“明知”的特定内容(参见刑法第312条)。这两种“明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总则上的“明知”是故意的一般构成要素，分则上的“明知”是故意的特定构成要素；只有具备分则中的“明知”，才能产生总则中的“明知”，但分则中的“明知”不等于总则中的“明知”，只是总则中的“明知”的前提。
       4.要将合理推定与主观臆断相区别。这里的推定是指根据客观事实推导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客观事实是检验行为人心理状态的根据，通过运用证据而得出结论与通过推定而得出结论这种手段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司法机关可以运用推定方法证明行为人有无故意心理状态，如根据行为人接受赃物的时间、地点、品种、数量、价格等推定行为人是否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当然，推定必须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这是与主观臆断的区别所在；推定时应允许被告人提出相反证据以克服推定在特殊情况下的虚假性；推定方法只应在“故意”有无不清，又无法找出证据证明时加以运用，不得一概以推定方法代替调查取证。
 
       (四)事实认识错误
       故意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因此，对客观事实的认识错误就可能影响故意。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认识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对事实的认识错误分为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与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
       1.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认识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虽然不一致，但没有超出同一犯罪构成的范围，即行为人只是在某个犯罪构成的范围内发生了对事实的认识错误，因而也被称为同一犯罪构成内的错误。具体的事实错误主要包括对象错误、打击错误与因果关系的错误。对于具体的事实错误，存在具体的符合说与法定的符合说的争论。前者认为，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具体地相一致时，才成立故意的既遂犯；后者认为，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只要在犯罪构成范围内是一致的，就成立故意的既遂犯。我国的刑法理论采取法定符合说。
       (1)具体的事实错误中的对象错误，是指行为人误把甲对象当做乙对象加以侵害，而甲对象与乙对象体现相同的法益，行为人的认识内容与客观事实仍属同一犯罪构成的情况。例如，行为人本欲杀甲，黑夜里误将乙当做甲进行杀害。根据法定符合说，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而不只是保护特定的甲或者特定乙的生命。因此，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想杀人，而客观上又杀了人，那么就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既遂。本来，根据具体符合说，由于行为人本欲杀甲，而客观上却杀害了乙，二者没有具体地相符合，行为人对甲应成立故意杀人未遂，对乙应成立过失致人死亡。但现在的具体符合说论者也都认为，这种对象错误并不重要，因而不影响故意犯罪既遂的成立。所以，就这种对象错误而言，具体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的结论完全相同。
       (2)打击错误也称方法错误，是指由于行为本身的差误，导致行为人所欲攻击的对象与实际受害的对象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仍然没有超出同一犯罪构成。例如，行为人举枪射击甲，但因没有瞄准而击中了乙，导致乙死亡。
       关于打击错误，具体符合说认为，由于客观事实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没有形成具体的符合，所以，在上例中，行为人对甲承担杀人未遂的责任，对乙则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由于只有一个行为，故二者属于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但是，由于具体的符合说存在诸多缺陷，刑法理论采取法定符合说，即在上述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杀人的故意，客观上的杀人行为也导致他人死亡，二者在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内是完全一致的，因而成立故意杀人既遂。问题是，行为人本欲杀甲，但因为行为差误，同时导致甲与乙死亡的，应如何处理？根据法定符合说中的数故意说，行为人对甲与乙都成立故意杀人既遂。当然，采取数故意说并不意味着成立数个故意杀人罪，因为只有一个行为，所以应按想象竞合犯以一罪论处。
       (3)因果关系的错误，是指侵害的对象没有错误，但造成侵害的因果关系的发展过程与行为人所预想的发展过程不一致，以及侵害结果推后或者提前发生的情况。因果关系的错误主要有三种情况：狭义的因果关系的错误、事前故意与构成要件的提前实现。
       狭义的因果关系的错误，是指结果的发生不是按照行为人对因果关系的发展所预见的进程来实现的情况。例如，甲以杀人的故意用刀刺杀乙，使乙受伤，但乙为血友病患者，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再如，甲为了使乙溺死而将乙推入井中，但井中没有水，乙摔死在井中。又如，甲以杀人故意向乙幵枪射击，乙为了避免子弹打中自己而后退，结果坠入悬崖而死亡。要解决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问题，关键是要明确故意的成立所要求的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是一种什么程度的认识。只要行为人对因果关系的基本部分有认识即可，而不要求对因果关系发展的具体样态有明确认识。所以，行为人对因果关系发展的具体样态的认识错误，不影响故意犯罪既遂的成立。换言之，指向同一结果的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错误，在犯罪构成的评价上并不重要，因为既然行为人具有实现同一结果的故意，现实所发生的结果与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也具有因果关系，就必须肯定行为人对现实所产生的结果具有故意，因而成立故意犯罪既遂。
       事前的故意，是指行为人误认为第一个行为已经造成结果，出于其他目的实施第二个行为，实际上是第二个行为才导致预期的结果的情况。例如，甲以杀人故意对乙实施暴力(第一行为)，造成乙休克后，甲以为乙已经死亡，为了隐匿罪迹，将乙扔至水中(第二行为)，实际上乙是溺死于水中。刑法理论上对这种情况有多种处理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的第一行为成立故意杀人未遂，第二行为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其中有人认为成立想象竞合犯，有人主张成立数罪。但以杀人的故意杀害了所要杀害的人，却成立杀人未遂，违反了社会的一般观念。第二种观点认为，如果在实施第二行为之际，对于死亡持未必的故意(或间接故意)，则整体上成立一个故意杀人既遂；如果在实施第二行为之际，相信死亡结果已经发生，则成立故意杀人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罪。但行为的客观事实完全相同，只因行为人是否误信结果发生，来决定是否将行为分割为两个行为，还缺乏理由。第三种观点认为，将两个行为视为一个行为，将支配行为的故意视为概括的故意，只成立一个故意杀人既遂。但这一学说有歪曲事实的嫌疑。第四种观点认为，将前后两个行为视为一体，视为对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处理，只要因果关系的发展过程是在相当的因果关系之内，就成立一个故意杀人既遂。通常认为，在这种场合，第一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未中断，即仍应肯定第一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现实所发生的结果与行为人意欲实现的结果完全一致，故应以故意犯罪既遂论处。
       犯罪构成的提前实现，实际上是指提前实现了行为人所预想的结果。例如，甲准备使乙吃安眠药熟睡后将其绞死，但未待甲实施绞杀行为时，乙由于吃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死亡。再如，甲准备将乙的贵重物品搬至院墙外毁坏，但刚拿起贵重物品时，贵重物品从手中滑落而摔坏。要认定这种行为是否成立故意犯罪既遂，关键在于行为人在实施第一行为时，是否已经着手实行，如果能得出肯定结论，则应认定为故意犯罪既遂，如果得出否定结论，则否认故意犯罪既遂。
       2.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现实所发生的事实，分别属于不同的犯罪构成；或者说，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所发生的事实跨越了不同的犯罪构成，因而也被称为不同犯罪构成间的错误。抽象的事实错误只有对象错误与打击错误两种情况：前者是指，行为人误把甲对象当做乙对象加以侵害，而甲对象与乙对象体现不同的法益，分属不同的犯罪构成。例如，行为人本欲盗窃一般财物，却误将枪支当做一般财物进行盗窃。这种认识错误超出了犯罪构成的范围，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盗窃财物)与现实所发生的事实(盗窃枪支)分别属于不同的犯罪构成。后者是指，由于行为本身的差误，导致行为人所欲攻击的对象与实际受害的对象不一致，而且这种不一致超出了同一犯罪构成。例如，行为人本欲射击乙，但因没有瞄准，而将乙身边价值近万元的宠物打死。同样，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杀人)与现实所发生的事实(毁坏财物)分别属于不同的犯罪构成。抽象的事实错误实际上存在两种类型：一是主观方面轻而客观方面重，即行为人本欲犯轻罪，客观上却是重罪的犯罪事实，本欲毁坏财物却杀了人就是如此。二是主观方面重而客观方面轻，即行为人本欲犯重罪，客观上却是轻罪的犯罪事实，本欲杀人却打死了宠物就是如此。
       根据法定符合说，对于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应当在主观故意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范围内认定犯罪。详言之，不能仅根据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或仅根据行为的客观事实认定犯罪，而应在故意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范围内认定犯罪。在重罪不处罚未遂，以及在重罪处罚未遂但轻罪的既遂犯重于重罪的未遂犯的情况下，如果重罪与轻罪同质，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轻罪的既遂犯。例一，A出于盗窃财物(轻罪)的故意实际上却盗窃了枪支(重罪)时，由于主观上没有盗窃枪支的故意，故不能认定为盗窃枪支罪；A具有盗窃罪的故意，也实施了盗窃行为，枪支同时具有财产价值，因而可以评价为财物，于是，A的行为同时符合了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与主观构成要件，故应认定为盗窃罪。例二，B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误认为是遗忘物而据为己有。B虽然在客观上实施的是盗窃行为(重罪)，具备盗窃罪的客观要件，但主观上仅具有侵占遗忘物(轻罪)的故意，不具备盗窃罪的主观要件；只有认定为侵占罪，才符合责任主义原则。例三，C以为是尸体而实施奸淫行为，但事实上被害人当时并未死亡。行为虽然符合强奸罪(重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主观上仅有侮辱尸体(轻罪)的故意，只能认定为侮辱尸体既遂。由此看来，对于抽象的事实错误(在重罪不处罚未遂以及在重罪处罚未遂但轻罪的既遂犯重于重罪的未遂犯的情况下)，应当首先从轻罪的主观认识或轻罪的客观事实出发，然后再判断有无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实或主观认识，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如果主观认识是轻罪，而客观事实是重罪，则从主观认识出发，判断有无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实，如有，则认定为轻罪的既遂犯；如果客观事实是轻罪，而主观认识是重罪，则从客观事实出发，判断有无与之相对应的主观事实；如有，则认定为轻罪的既遂犯。但是，如果重罪处罚未遂犯，且重罪的未遂犯重于轻罪的既遂犯，则应以重罪的未遂犯论处。例如，甲故意向乙开枪射击，但因为没有瞄准而导致丙轻伤。对此，应认定为故意杀人未遂，而不能认定为故意伤害既遂。
       行为人误将非犯罪对象当做犯罪对象加以侵害的(如行为人本欲杀害甲，黑夜里误将一只有害野兽当做甲杀死)，或者行为人误将犯罪对象当做非犯罪对象加以侵害的(如行为人本欲杀死有害野兽，黑夜里误认为邻人为野兽而开枪射击致人死亡)，虽然也存在认识错误，但主要属于未遂犯与不能犯、过失与意外事件的问题。

       三、犯罪过失

       (一)过失的概念
       根据刑法第15条第1款规定，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
       犯罪过失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另一种罪过形式。相对于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的主观恶性要小得多。与明知故犯的犯罪故意相比，犯罪过失这一主观心理态度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实际认识与认识能力相分离，即行为人有能力、有条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行为人事实上没有认识到，或者虽然认识到，但错误地认为可以避免这种危害结果发生；二是主观愿望与实际结果相分离，即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但由于其错误认识而导致了偏离其主观愿望的危害结果的发生。(二)过失的种类根据刑法的规定，过失可以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
       1.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状态。
疏忽大意的过失是一种无认识的过失，即行为人没有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没有预见的原因并非行为人不能预见，而是在应当预见的情况下由于疏忽大意才没有预见；如果行为人小心谨慎、认真负责，就会预见进而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并不是先判断行为人是否疏忽大意，而是先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如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就说明行为人疏忽大意了。因此，认定疏忽大意过失的关键是确定应当预见的前提与应当预见的内容。
应当预见的前提是行为人能够预见。应当预见显然是一种预见义务，这种义务不仅包括法律、法令、职务与业务方面的规章制度所确定的义务，而且包括日常生活准则所提出的义务。但是，国家只是要求那些有能力履行义务的人履行义务，即应当履行是以能够履行为前提的，所以，预见义务以预见可能为前提。而预见可能因人而异，需要具体确定。在判断行为人能否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时，应当把行为人的知能水平与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以及行为时的客观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有些行为人，按其知能水平来说，能够预见危险程度高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不能预见危险程度低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有些行为人，在一般条件下能够预见某种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却不能预见某种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在同样的客观环境下或对于危险程度相同的行为，有的行为人知能水平高因而能够预见危害结果，有的行为人知能水平低因而不能够预见危害结果。因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应当预见的内容是法定的危害结果。过失犯罪以发生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构成要件是由刑法规定的，所以，行为人应当预见的结果不是一般意义的结果，也不是任何危害结果，而是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危害结果。例如，在过失致人死亡时，行为人所应当预见的是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
       行为人能够预见因而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因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就成立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
       2.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状态。
       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有认识的过失。行为人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同时又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这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的认识因素。行为人之所以在已经预见危害结果的情况下还实施该行为，是因为他轻信自己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这表明行为人希望危害结果不发生。轻信能够避免，是指在预见到结果可能发生的同时，又凭借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相信自己能够防止结果的发生，但所凭借的主客观条件并不可靠，并不充分。轻信能够避免主要表现为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主观能力，或者不当地估计了现实存在的客观条件对避免危害结果的作用，或者误以为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小，因而可以避免结果发生。
       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具有相似之处，如二者均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都不是希望危害结果发生，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间接故意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结果的发生符合行为人的意志，而过于自信的过失是希望危害结果不发生，结果的发生违背了行为人的意志；间接故意的行为人是为了实现其他意图而实施行为，主观上根本不考虑是否可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客观上也没有采取避免结果发生的措施，而过于自信的过失的行为人之所以实施其行为，是因为考虑到可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从法律用语上看，间接故意是“明知”危害结果可能发生，而过于自信的过失是“预见”危害结果可能发生。
       (三)过失的认定
       在认定疏忽大意的过失时，一方面，应当从分析行为入手，根据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行为的客观钚境以及行为人的知能水平，判断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预见结果的发生，而不能站在事后的立场进行判断；不能因为结果严重就断定行为人能够预见、应当预见；也不能因为行为人所实施的是不道德或一般违法行为，就认定行为人能够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另一方面，要注意区分疏忽大意的过失与意外事件。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这便是意外事件。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过失有相似之处，即都没有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客观上又都发生了结果，但前者是不能够预见、不应当预见，后者是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只是疏忽大意才没有预见。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根据前述判断能否预见的标准，全面、客观、准确地判断行为人能否预见，从而正确区分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
       在认定过于自信的过失时，不能将合理信赖认定为轻信能够避免，例如，汽车司机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驾驶汽车时，因合理信赖行人不会横穿公路而正常行驶，如果行人违反交通规则横穿公路而被汽车撞死的，该汽车司机不承担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不能将遵循了行为规则的行为认定为过于自信的过失，例如，从事科学试验的人总是预见了试验失败的可能性，但只要他们遵循了科学试验规则，即使试验失败造成了损失，也不能认定为过于自信的过失。此外，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与不可抗力存在本质区别。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这就是不可抗力。所谓不能抗拒，是指行为人虽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结果，但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排除或者防止结果的发生。例如，行为人赶马车时，马意外受惊后往人行道奔跑。行为人虽然认识到不制止马的奔跑可能造成他人死伤，但行为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制止马的奔跑，结果造成他人死亡。对于这种不可抗力，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由于业务及其他社会生活上的关系，在特定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形成了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监督者对被监督者的行为，在事前要进行教育、指导、指示、指挥，在事中要进行监督，在事后要进行检查；对自己所管理的事项，要确立安全的管理体制。进行这种监督与管理，是监督者的义务或职责。如果监督者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监督或者管理义务，导致被监督者产生过失行为引起了危害结果，或者由于没有确立安全管理体制，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监督者主观上对该危害结果就具有监督过失。监督过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因缺乏对被监督者的行为的监督所构成的狭义的监督过失；二是由于没有确立安全管理体制所构成的管理过失。

       四、犯罪主观要件的其他问题

       (一)无罪过事件
       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这里规定的即是无罪过事件，它包括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两种情形。
       任何罪过都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意外事件与不可抗力，或者是缺乏认识因素，或者是缺乏意志因素，从而不具备构成罪过的条件。因此，不管客观上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害结果，但是行为人对此没有罪过(故意、过失)的，仍然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刑法关于无罪过事件的规定表明：责任主义(而不是结果责任)在我国得到了贯彻。
       1.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指行为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所引起的情形。
       不能抗拒，是指行为人虽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结果，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行为人不可能排除或者防止结果的发生。
       2.意外事件。意外事件，是指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情形。
       不能预见，是指根据当时各方面的情况，行为人不可能预见、不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后果。由此可见，意外事件和疏忽大意过失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后者是有义务预见且能够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而前者是完全不能预见。
       (二)犯罪的动机、目的
       动机，是推动人们进行某种活动的内心起因，犯罪动机即是指激起和推动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犯罪动机是产生直接故意的源泉，它不仅确定犯罪目的，而且促使危害结果的实现。由于犯罪动机的性质、强弱直接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大小，因而是决定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对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是人们追求一定结果的一种主观愿望。犯罪目的则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目的是直接故意的重要内容，它不仅表明行为人对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已有认识，而且反映了行为人对之积极追求的主观愿望。因此，犯罪目的对直接故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某些特定犯罪中，犯罪目的是构成要件要素之一，例如走私淫秽物品罪必须“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对犯罪的成立与否发生影响；在某些犯罪中，犯罪目的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之一，例如，以出卖为目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不具有这种目的的，只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是仅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还是存在于一切故意犯罪中，在理论上存在一定分歧。由于犯罪动机是推动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犯罪目的是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追求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因此在实施行为时，行为人对行为的非法性质是已有认识的。而间接故意犯罪行为的性质在危害结果发生前并不确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不是行为人追求的结果，因此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当然，间接故意犯罪可能存在其他动机与目的，但不能把它作为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看待，两者是有区别的。过失犯罪都是不意误犯，所以没有犯罪动机和目的存在。
       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虽然都是通过行为人的危害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心理活动，但两者存在以下区别：(1)从顺序上看，犯罪动机产生在前，犯罪目的产生在后。(2)从内容、性质、作用上看，犯罪动机表明行为人的犯罪起因，比较抽象，对犯罪行为起推动作用；犯罪目的表明行为人所追求的危害结果，比较具体，对犯罪行为起指引方向的作用。(3)同一性质的犯罪，犯罪目的相同，犯罪动机则可以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犯罪，犯罪目的各不相同，犯罪动机可能相同。(4)犯罪目的既可以影响量刑，还可以影响定罪；犯罪动机主要影响量刑。因此，对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应当注意区分。

     第四章    犯罪排除事由

      第一节 犯罪排除事由概述

       一、犯罪排除事由的概念

       犯罪排除事由，是指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一定损害结果，表面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但实际上没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符合犯罪构成，依法不成立犯罪的事由。例如，正当防卫行为，客观上给不法侵害人造成了一定损害，其行为表面上符合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客观要件，但实质上没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也不符合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不仅不成立犯罪，而且是法律所鼓励的行为。
       从客观上看，犯罪排除事由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表面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但实质上没有社会危害性。说“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是就一般意义而言，而不是犯罪的危害结果，相反是刑法允许造成的结果；说“行为表面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是从纯客观角度比较而言，而不是确实符合犯罪的客观要件，相反是刑法允许实施的行为。
       从主观上看，犯罪排除事由，在日常生活意义上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但行为人根本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故意与过失。相反，在许多情况下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侵害或者威胁。所以，行为人主观上根本没有罪过，不能认为正当防卫等行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故意与过失。

       二、犯罪排除事由的分类

       对于犯罪排除事由，可以从理论上进行不同的分类，如以刑法有无明文规定为标准，分为法定的犯罪排除事由与非法定(超法规)的犯罪排除事由。刑法明文规定了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两种排除犯罪的事由，但从刑法的相关规定来看，事实上还存在其他排除犯罪的事由，如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自救行为、自损行为、义务冲突，等等。研究犯罪排除事由的具体种类，不仅要说明这些行为本身在具备一定条件下不成立犯罪，还要特别注意研究犯罪排除事由与犯罪行为的区别。

      第二节 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鼓励公民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震慑犯罪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正当防卫制度的设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正当防卫的概念

       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这一法定概念更为确切、具体地揭示了正当防卫的内容，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正当防卫行为，科学地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正当防卫的构成

       正当防卫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行使正当防卫权利的诸条件的统一，就是正当防卫的构成。根据刑法第20条关于正当防卫概念的规定，我们认为正当防卫的构成是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统一。现在分述如下：
       (一)防卫起因
       不法侵害是正当防卫的起因，没有不法侵害就谈不上正当防卫。因此，防卫起因是正当防卫构成的客观条件之一。作为防卫起因的不法侵害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特征：
       1.社会危害性。这里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某一行为直接侵害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具有不法的性质。
       2.侵害紧迫性。这里所谓侵害紧迫性，一般来说是指那些带有暴力性和破坏性的不法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造成的侵害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只有同时具备以上两个特征，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起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正当防卫起因的质的特征。没有社会危害性就不存在正当防卫的现实基础，因此不发生侵害紧迫性的问题^侵害紧迫性是正当防卫起因的量的特征，它排除了那些没有紧迫性的不法侵害成为防卫起因的可能性，从而使正当防卫的起因限于为实现正当防卫的目的所允许的范围。总之，作为正当防卫起因的不法侵害，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不法侵害，确切地说，是危害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并且达到了一定的紧迫程度的不法侵害。
       不法侵害是正当防卫的起因，没有不法侵害也就没有正当防卫可言。只有在不法侵害是真实地发生的情况下，才存在正当防卫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形，即一个人确实由于主观认识上的错误，实际上并不存在不法侵害，却误认为存在，因而对臆想中的不法侵害实行了所谓正当防卫，造成他人的无辜损害，这就是刑法理论上的假想防卫。我们认为，假想防卫属于刑法中的认识错误，具体地说，是行为人在事实上认识的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实际性质发生错误认识而产生的行为性质的错误。因此，对于假想防卫应当按照对事实认识错误的一般原则解决其刑事责任问题，即：(1)假想防卫不可能构成故意犯罪。(2)在假想防卫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失，应以过失犯罪论处。(3)在假想防卫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罪过，其危害结果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则是意外事件，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
       (二)防卫对象
       正当防卫是通过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行为。正当防卫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通过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实现防卫意图。因此，防卫客体的确定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防卫客体主要是不法侵害人的人身。因为不法侵害是人的积极作为，它通过人的：定的外部身体动作来实现其侵害意图。为了制止这、种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必须对其人身采取强制性、暴力性的防卫手段。应当指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物也可以成为防卫客体。
       正当防卫的性质决定了其防卫客体只能是不法侵害人本身，而缺乏防卫客体的防卫第三者的行为，不得视为正当防卫。所谓防卫第三者，就是对第三者实行T所谓正当防卫即加害于没有进行不法侵害的其他人，使之遭受损害。我们认为，对于防卫第三者应当根据以下三种情况处理：(1)防卫第三者而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的，应以紧急避险论，不负刑事责任；(2)防卫第三者而出于侵害之故意的，应以故意犯罪论；(3)防卫第三者而出于对事实的认识错误，但主观上具有过失的，应以过失犯罪论。
       (三)防卫意图
       正当防卫是公民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的行为。因此，防卫人主观上必然具有某种防卫意图，这就是正当防卫构成的主观条件。所谓防卫意图，是指防卫人意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而决意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心理状态。因此，防卫意图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对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认识，即正当防卫的认识因素。这是所谓对不法侵害的认识，是防卫人意识到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受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因此，认识内容包括防卫起因、防卫人产生正当防卫意志的主观基础，是对客观存在的不法侵害的正确反映。没有正当防卫的认识，就不可能产生正当防卫的意志，也就没有防卫意图可言。
       2.对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决意，即正当防卫的意志因素。正当防卫意志体现在对防卫行为的自觉支配或者调节作用，推动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并且积极地追求保护国家、
       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的正当防卫的目的。因此，防卫意图是正当防卫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
       防卫意图作为正当防卫构成的主观条件，对于正当防卫成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某些行为，从形式上看似乎符合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但由于主观上不具备防卫意图，因此，其行为不能视为正当防卫。这种情况可以包括以下两种：
       (1)防卫挑拨。在刑法理论上，把故意地挑逗对方进行不法侵害而借机加害于不法侵害人的行为，称为防卫挑拨。在防卫挑拨中，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不法侵害，挑拨人也实行了所谓正当防卫，形式上符合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但由于该不法侵害是在挑拨人的故意挑逗下诱发的，其主观上具有犯罪意图而没有防卫意图，客观上实施了犯罪行为，因而依法构成犯罪。
       (2)互相斗殴。在刑法理论上，互相斗殴是指参与者在其主观上的不法侵害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所实施的连续互相侵害的行为。在互相斗殴的情况下，由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防卫意图，其行为也不得视为正当防卫。
       (四)防卫时间
       正当防卫的时间是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之一，它所要解决的是在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正当防卫的问题。正当防卫是为制止不法侵害而采取的还击行为，必须面临着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行。所谓不法侵害之正在进行，是指侵害处于实行阶段，这个实行阶段可以表述为已经发生并且尚未结束。因此，防卫时间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认定：
       1.开始时间。这里的关键是要正确地认定不法侵害行为的着手。我们认为在确定不法侵害的着手，从而判断正当防卫的开始时间的时候，不能苛求防卫人，而是应该根据当时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全面分析。例如，对于入室犯罪来说，只要已经开始入室，未及实施其他侵害行为，也应当视为已经开始不法侵害。在个别情况下，不法侵害虽然还没有进入实行阶段，但其实施却已逼近，侵害在即，形势十分紧迫，不实行正当防卫不足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实行正当防卫。
       2.结束时间。在不法侵害终止以后，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一般不再发生防卫的问题。所以，必须正确地确定不法侵害的终止，以便确定正当防卫权利的消失时间。我们认为，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因此，不法侵害的终止应以不法侵害的危险是否排除为其客观标准。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应当认为不法侵害已经终止，不得再实行正当防卫：第一，不法行为已经结束；第二，不法侵害行为确已自动中止；第三，不法侵害人已经被制伏或者已经丧失侵害能力。在以上三种情况下，正当防卫人之所以必须停止防卫行为，是因为客观上已经不存在危险，或者不需通过正当防卫排除其危险。
       不法侵害之正在进行是正当防卫的时间。正确认定不法侵害的着手和终止，对于判断正当防卫是否适时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凡是违反防卫时间条件的所谓防卫行为，在刑法理论上称为防卫不适时。防卫不适时可以分为两种形式：(1)事前防卫，指在不法侵害尚未发生的时候所采取的所谓防卫行为。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不法侵害没有现实地发生，因此其行为不得视为正当防卫。(2)事后防卫，指不法侵害终止以后，对不法侵害人的所谓防卫。公民实施防卫行为，巳使不法侵害人丧失了侵害能力，有效地制止了不法侵害以后，又对不法侵害人实施侵害的，属于不法行为。这种不法侵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五)防卫限度
       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它和防卫过当相区别的一个法律界限。正当防卫必要限度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1.不法侵害的强度。在确定必要限度时，首先需要考察不法侵害的强度。所谓不法侵害的强度，是指行为的性质、行为对客体已经造成的损害结果的轻重以及造成这种损害结果的手段、工具的性质和打击部位等因素的统一。对于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如果用轻于或相当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不足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的，可以采取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当然，如果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不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那就是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2.不法侵害的缓急。不法侵害的强度虽然是考察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不能把侵害强度在考察必要限度中的作用绝对化，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不法侵害已经着手，形成了侵害的紧迫性，但侵害强度尚未发挥出来，因此无法以侵害强度为标准，只能以侵害的紧迫性为标准，确定是否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所谓不法侵害的缓急是指侵害的紧迫性，即不法侵害所形成的对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的危险程度。不法侵害的缓急对于认定防卫限度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防卫强度大于侵害强度的情况下，考察该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是否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更应以不法侵害的缓急等因素为标准。
       3.不法侵害的权益。不法侵害的权益，就是正当防卫保护的权益，它是决定必要限度的因素之一。根据不法侵害的权益在确定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中的作用，为保护重大的权益而将不法侵害人杀死，可以认为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因而没有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而为了保护轻微的权益，即使是非此不能保护，造成了不法侵害人的重大伤亡，就可以认为是超过了必要限度。

       三、防卫过当的处罚

       根据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在我国刑法中，防卫过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防卫过当应当根据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与客观后果，援引相应的刑法分则条文定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于防卫过当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防卫过当之所以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是因为：(1)从主观上看，防卫人具有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的防卫动机，虽然对于过当行为所造成的重大的危害具有罪过，但和一般犯罪相比，其主观恶性要小得多。(2)从客观上看，在防卫过当的全部损害结果中，由于存在正当防卫的前提，所以这种损害结果实际上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应有的损害，二是不应有的损害。防卫过当只对其不应有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而不对全部损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以上就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主观和客观的根据，这一规定是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的体现。

       四、无过当防卫

       鉴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无过当防卫(特殊防卫)，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无过当防卫的条件，除了要求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人有防卫意识、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进行防卫外，更重要的条件是，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防卫。对此应注意以下几点：(1)对于非暴力犯罪以及作为一般违法行为的暴力行为，不适用上述规定。(2)对于轻微暴力犯罪或者一般暴力犯罪，不适用上述规定。只有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正当防卫，才没有防卫过当的问题，其中的“行凶”一般是指杀人与重伤的界限不清的暴力犯罪。(3)并非对于任何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进行防卫都适用上述规定。只有当暴力犯罪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时，才适用上述规定。例如，对于采取不会造成他人伤亡的麻醉方法进行抢劫的不法侵害进行防卫的，就不能适用上述规定。(4)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也_不限于刑法条文所列举的上述犯罪，还包括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如抢劫枪支弹药、劫持航空器等。(5)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已经结束后，行为人将不法侵害人杀死、杀伤的，不适用上述规定。例如，甲使用严重暴力抢劫乙的财物，乙进行防卫已经制止了甲的抢劫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乙不得继续“防卫”造成甲的伤亡，否则属于事后防卫。

      第三节 紧急避险

       一、紧急避险的概念

       根据刑法第21条第1款的规定，紧急避险是指在法律所保护的权益遇到危险而不可能采用其他措施加以避免时，不得已而采用的损害另一个较小的权益以保护较大的权益免遭损害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紧急避险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紧急避险之所以不负刑事责任，是因为从主观上看，实行紧急避险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从客观上看，它是在处于紧急危险的状态下，不得已采取的以损害较小的合法权益来保全较大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紧急避险行为不具备犯罪构成。从总体上说，它不仅没有社会危害性，而且是有利于社会的行为。

       二、紧急避险的构成

       紧急避险是采用损害一种合法权益的方法以保全另一种合法权益，因此，必须符合法定条件才能排除其社会危害性，真正成为对社会有利的行为。这些条件是：
       (一)避险起因
       避险起因是指只有存在着对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的危险，才能实行紧急避险。不存在一定的危险，也就无所谓避险可言。一般来说，造成危险的原因是以下这些：首先是人的行为，而且必须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前面已经说过，对于合法行为，不能实行紧急避险。其次是自然界的力量，例如火灾、洪水、狂风、大浪、山崩、地震等。第三是来自动物的侵袭，例如牛马践踏、猛兽追扑等。在以上原因对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造成危险的情况下，可以实行紧急避险。
       如果实际并不存在着危险，由于对事实的认识错误，行为人善意地误认为存在这种危险，因而实行了所谓紧急避险，在刑法理论上称为假想避险。假想避险的责任，适用对事实认识错误的解决原则。
       (二)避险对象
       紧急避险是采取损害一种合法权益的方法保全另一种合法权益。因此，紧急避险所损害的客体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明确这一点，对于区分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行为人的不法侵害造成对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的危险的情况下，如果通过损害不法侵害人的利益的方法来保护合法权益，那就是正当防卫。如果通过损害第三者的合法权益的方法来保护合法权益，那就是紧急避险。损害的对象不同，是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重要区别之一。
       (三)避险意图
       避险意图是紧急避险构成的主观条件，指行为人实行紧急避险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因此，行为人实行紧急避险，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利益。为了保护非法利益，不允许实行紧急避险。例如，脱逃犯为了逃避公安人员的追捕而侵入他人的住宅，不能认为是紧急避险，仍应负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刑事责任。
       (四)避险时间
       紧急避险的时间条件，是指正在发生的危险必须是迫在眉睫，对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已直接构成了威胁。对于尚未到来或已经过去的危险，都不能实行紧急避险，否则就是避险不适时。例如，海上大风已过，已经不存在对航行的威胁，船长这时命令把货物扔下海去，这就是避险不适时。船长对由此而造成的重大损害，应负刑事责任。
       (五)避险可行性
       紧急避险的可行性条件，是指只有在不得已即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危险时，才允许实行紧急避险。这也是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的重要区别之一。因为紧急避险是通过损害一个合法权益而保全另一合法权益，所以对于紧急避险的可行性不能不加以严格限制，只有当紧急避险成为唯一可以免遭危险的方法时，才允许实行。
       刑法第21条第3款规定：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这是因为在发生紧急危险的情况下，这些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应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履行其特定义务，而不允许他们以紧急避脸为由临阵脱逃，玩忽职守。
       (六)避险限度
       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是指紧急避险行为不能超过其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那么，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紧急避险是否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呢？对此，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我们认为，其标准是：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应小于所避免的损害。
       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之所以应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就在于紧急避险所保护的权益同避险所损害的第三者的权益，两者都是法律所保护的。法律之所以允许损害一个合法权益，只有在两利保其大、两弊取其小的场合，紧急避险才是对社会有利的合法行为。所以，紧急避险所保全的权益，必须明显大于紧急避险所损害的权益。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衡量权益的大小呢？我们认为，在衡量权益的大小时，应该明确以下几点：首先，在一般情况下，人身权利大于财产权利。所以，不允许牺牲他人的生命以保全本人的财产，即使这种财产的价值再大。其次，在人身权利中，生命权是最高的权利，不容许为了保护一个人的健康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更不容许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最后，在财产权益中，应该用财产的价格进行比较，不容许为了保护一个较小的财产权益而牺牲另一个较大的财产权益，尤其不允许牺牲较大的国家、公共利益以保全本人较小的财产权益。

       三、避险过当的处罚

       刑法第21条第2款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外罚。

      第四节 其他犯罪排除事由

       一、法令行为

       法令行为，是指基于成文法律、法令、法规的规定，作为行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所实施的行为。由于法令行为是法律本身所允许乃至鼓励的、形成法秩序的一部分的行为，因而是合法行为，不是犯罪行为。
       法令行为包括四类行为：一是法律基于政策理由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即某类行为本来具有犯罪性，但法律基于政策上的考虑，将其中的某种行为规定为合法行为。例如，发行彩票本来可谓赌博行为，但基于财政政策等理由，有关法律允许特定机构以特定形式发行彩票。这种行为便不成立犯罪。二是法律有意明示了合法性条件的行为，即某类行为本来具有犯罪性，但法律特别规定，符合一定条件时属合法行为。三是职权(职务)行为，即公务人员根据法律行使职务或者履行职责的行为，既包括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实施的行为，也包括基于上级的职务命令实施的行为，如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实行逮捕。四是权利(义务)行为，即在法律规定上作为公民的权利(义务)的行为，如一般人扭送现行犯。
       法令行为是基于法律、法令、法规的规定所实施的行为。因此，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没有法律、法令、法规的根据，或者虽有一定根据但在实体上或程序上违反了法律、法令或法规的规定，则不属于法令行为，相反可能构成犯罪。

       二、正当业务行为

       正当业务行为，是指虽然没有法律、法令、法规的直接规定，但在社会生活中被认为是正当的业务上的行为。业务是指基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反复实施的行为，但并非因为是“业务”就不成立犯罪，而是因为“正当”才排除犯罪。所以，即使一般来说属于正当业务，但超出正当范围的行为并不排除犯罪的成立。例如，一般来说，记者的采访报道活动属于正当业务行为，但记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并不排除犯罪的成立。因此，只有业务本身是正当的，而且没有超出业务的范围时，才排除犯罪。职业性的体育活动，属于正当业务行为。遵守了体育规则的行为，即使造成了他人伤害，也不成立故意伤害罪。律师的辩护活动也是正当业务行为。医生基于患者的承诺或推定的承诺，采取医学上所承认的方法，客观上伤害患者身体的治疗行为，可谓正当业务行为。但其排除犯罪的条件更为严格：治疗行为在医学上是被承认的方法，其实质是具有安全性、有效性与必要性；必须有患者的承诺或推定的承诺；必须以医治疾病为目的。人体实验、性转换手术，不属于治疗行为。

       三、被害人承诺

       被害人的承诺，符合一定条件，便可以排除损害被害人法益的行为的违法性。罗马法上就有“得承诺的行为不违法”的格言，但不能望文生义地予以适用。被害人请求或者许可行为人侵害其法益，表明其放弃了该法益，放弃了对该法益的保护。既然如此，法律就没有必要予以保护；损害被放弃的法益的行为，就没有侵害法益，因而没有违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行为得到了被害人的承诺就不成立犯罪。有些承诺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如拐卖儿童的行为，即使得到儿童的承诺，也不影响拐卖儿童罪的成立。由此可见，只有在以违反被害人意志为前提的犯罪中，被害人的承诺才可能阻却违法性，如非法侵入住宅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此处讨论的仅限于这种情况。
       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时，才排除犯罪的成立：(1)承诺者对被侵害的法益具有处分权限。对于国家、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不存在被害人承诺的问题，故只有被害人承诺侵害自己的法益时，才有可能排除犯罪的成立。但即使是承诺侵害自己的法益时，也有一定限度。如经被害人承诺而杀害他人的行为，仍然成立故意杀人罪。(2)承诺者必须对所承诺的事项的意义、范围具有理解能力。(3)承诺必须出于被害人的真实意志，戏言性的承诺、基于强制或者威压做出的承诺，不排除犯罪的成立。值得讨论的是基于错误的承诺的效力。应当肯定的是，如果仅仅是关于承诺动机的错误，应认为该承诺具有效力，排除犯罪的成立。例如，妇女以为与对方发生性关系，对方便可以将其丈夫从监狱释放；但发生性关系后，对方并没有释放其丈夫。这种错误仅仅与承诺的动机有关，故不影响其效力，对方的行为不成立强奸罪。但是，如果因为受骗而对所放弃的法益的种类、范围或者危险性发生了错误认识(所谓法益关系的错误)，其所做出的承诺则无效。行为人冒充妇女的丈夫实施奸淫行为时，黑夜中的妇女以为对方是自己的丈夫而同意发生性关系的，其承诺无效。(4)必须存在现实的承诺(现实上没有被害人的承诺，但如果被害人知道事实真相后当然会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推定被害人的意志所实施的行为，就是基于推定的承诺的行为。如发生火灾之际，为了避免烧毁被害人的贵重财产，闯入屋内搬出贵重物品的行为，就是基于推定的承诺的行为。基于推定的承诺所实施的行为，符合一定条件的，也排除犯罪的成立)。(5)承诺至迟必须存在于结果发生时，被害人在结果发生前变更承诺的，则原来的承诺无效。事后承诺不影响行为成立犯罪；否则国家的追诉权就会受被害人意志的任意左右。(6)经承诺所实施的行为不得超出承诺的范围。例如，甲同意乙砍掉自己的一个小手指，而乙砍掉了甲的两个手指。这种行为仍然成立故意伤害罪。
       符合上述条件的，排除犯罪的成立。但是，经承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侵犯其他法益因而构成其他犯罪，则是另一问题：例如，即使妇女同意数人同时对其实施淫乱行为，但如果数人以不特定或者多数人可能认识到的方式实施淫乱行为时，虽不构成强奸罪，但不排除聚众淫乱罪的成立。

       四、自救行为

       自救行为，是指权利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人，在国家机关尚未依照法律程序采取措施之前，依靠自己的力量救济，实现自己权利的行为。
       自救行为的成立条件是. (1)行为人是先前受到损害的直接被害人，其试图恢复的权利具有正当性；(2)恢复权利的手段具有社会相当性；(3)存在恢复权利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等待公权力救济难以有效实现自己的权利；(4)相对方(侵害人)不会因为自救行为受到额外的损害。
       自救行为和正当防卫之间的界限是：
       (1)   二者具有排斥关系，某一行为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之后，就不宜再确定为自救行为。
(2)正当防卫行为是紧急行为，是法律规定的阻却违法事由；自救行为不是紧急行为，是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因此，就辩解效果而言，主张正当防卫对行为人更为有利。(3)正当防卫必须在面临现实、紧迫的不法侵害时实施，自救行为所针对的是过去已然发生但处于继续侵害状态的不法侵害，不法侵害和自救行为之间在时空条件上有比较明显的间隔。

     第五章    犯罪未完成形态

      第一节 犯罪未完成形态概述

       一、犯罪未完成形态的概念

       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都是以既遂为模式的，既遂犯罪称为犯罪完成形态。犯罪行为是一个过程，但并非任何犯罪行为都能顺利得以实施，并非任何犯罪人都能实现预期的目的。有的人为了实行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着手实行(犯罪预备)；有的人着手实行犯罪后，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犯罪未遂)；有的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地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犯罪中止)。相对于既遂犯而言，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称为犯罪未完成形态。犯罪未完成形态与犯罪堯成形态，合称为(故意)犯罪形态。
       犯罪未完成形态只能出现在犯罪过程中，在犯罪过程以外出现的某种状态，不可能形成犯罪未完成形态。例如，某甲因与某乙有仇，而产生了杀害某乙的犯意，但经过反复考虑后打消了杀害某乙的犯意。由于仅有犯意并不构成犯罪，故犯意的产生不处于犯罪过程中，因此，某甲打消犯意的情形，不是犯罪未完成形态。再如，某丙盗窃了某丁的财物，数日后又自动将所盗财物返还给某丁。这是犯罪既遂后所实施的行为，也不是犯罪未完成形态。
       犯罪未完成形态是在犯罪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停止下来所呈现的状态，这种停止不是暂时性的停顿，而是结局性的停止，即该犯罪行为由于某种原因不可能继续向前发展。因此，犯罪未完成形态，是静止的犯罪行为状态，而不是运动的犯罪行为状态。就同一犯罪行为而言，出现了一种未完成形态后，不可能再出现另一种犯罪形态。犯罪未完成形态不是就犯罪行为的某一部分而言，而是就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整体而言。不能认为一个人实施的一个犯罪中一部分是此犯罪形态，而另一部分是彼犯罪形态。
       犯罪未完成形态只能存在于故意犯罪中，过失犯罪没有犯罪目的，不可能为犯罪实施预备行为；没有出现危害结果(犯罪结果)时，不可能成立过失犯罪。所以，过失犯罪没有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形态。由于过失犯罪没有未遂，也没有必要肯定其有犯罪既遂。所以，对于过失犯罪而言，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而没有既遂与未遂的问题。间接故意犯罪，一般也不可能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在没有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也难以认定行为人有间接故意。所以，间接故意犯罪不可能有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形态。基于同样的理由，间接故意犯罪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而没有既遂与未遂的问题。因此，一般认为，只有直接故意犯罪才存在犯罪未完成形态。

       二、犯罪未完成形态与犯罪完成形态的关系

       犯罪完成形态，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基本形态；而犯罪未完成形态，则是犯罪的特殊形态。犯罪未完成形态，都是犯罪行为在向完成形态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而停止下来所呈现的形态。
       故意犯罪是一个过程，其中又存在不同阶段。阶段是与过程密切相连的概念。过程是事物状态发展变化的连续性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表现，任何事物从产生、发展到消亡就形成为过程。阶段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划分的段落，也可以说，阶段是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具有不同特征、相互连接的具体过程。犯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犯罪预备阶段与犯罪实行阶段。一般认为，犯罪的着手是实行阶段的起点，犯罪行为的终了是实行行为完成的标志(不等于既遂标准)。犯罪预备阶段与犯罪实行阶段密切相连，前者是为后者做准备的阶段，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处于预备阶段的行为是预备行为，处于实行阶段的行为是实行行为。大体而言，只有在实行行为终了之后，才可能出现犯罪完成形态(持续犯除外)；而犯罪未完成形态，既可能出现在预备阶段，也可能出现在实行阶段。
三、犯罪未完成形态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认为，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以犯罪既遂为模式，在此意义上说，犯罪既遂是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但刑法也处罚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故刑法总则对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进行了修正，形成了修正的犯罪构成。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虽然没有完全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以既遂为模式的基本犯罪构成，但符合了刑法总则所规定的修正的犯罪构成。因此，在总论中只讨论犯罪预备、未遂与中止。
       但应注意的是，刑法分则也可能将犯罪未遂乃至犯罪预备直接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从而使事实上的未遂犯与预备犯成为法律上的既遂犯。所以，犯罪的事实上未完成与法律上的未完成，并不等同。

      第二节 犯罪预备

       一、犯罪预备的概念与特征

       根据刑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作为一种未完成形态的犯罪预备，是指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形。据此，犯罪预备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主观上为了犯罪
       成立犯罪预备，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为了犯罪。从犯罪预备阶段与犯罪实行阶段的关系来看，这里的“为了犯罪”实际上是指为了实行犯罪，即为了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为了犯罪，包括为了自己实行犯罪(理论上称为自己预备罪)与为了他人实行犯罪(理论上称为他人预备罪)；为了犯罪，不是一种独立的罪过，但表明行为人具有明确的犯罪故意，因为行为人在具体的犯罪故意支配下，才能为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为了犯罪，表明行为人在具备犯罪故意的前提下，认识到自己的预备行为是为实行行为服务的，认识到预备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促进作用；为了犯罪，表明行为人在该心理支配下实施的行为是犯罪预备行为，因而与犯意的形成、犯意的表示具有本质区别。
       (二)客观上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
       预备行为是为犯罪的实行创造便利条件，以利于犯罪结果顺利实现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整个犯罪行为的一部分，如果不是由于某种原因停顿下来，预备行为就会进一步发展为实行行为，从而导致结果发生。所以，一方面，预备行为已经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预备行为只是为实行行为创造便利条件，因而不可能直接造成实行行为所要造成的危害结果。
       总的来说，预备行为是为实行犯罪制造条件的行为，但刑法将预备行为规定为两类，即准备工具与制造条件。准备工具事实上也是为实行犯罪制造条件的行为，只因是最常见的预备行为，故刑法予以特别规定。准备工具，即准备实行犯罪的工具，主要表现为：购买某种物品作为犯罪工具；制造犯罪工具；改装物品使之适应犯罪需要；租借他人物品作为犯罪工具；盗窃他人物品作为犯罪工具等。制造条件，是指除准备工具以外的一切为实行犯罪制造条件的预备行为，如调查犯罪场所与被害人行踪，出发前往犯罪地点或者守候被害人的到来，诱骗被害人前往犯罪场所，等等。在认定犯罪预备行为时，不能过于绝对。相对于不同的犯罪而言，预备行为有不同的表现。换言之，此罪中的预备行为可能是彼罪中的实行行为，反之亦然。
       (三)事实上未能着手实行犯罪
       犯罪预备必须在预备阶段停顿下来，事实上未能着手实行犯罪。未能着手实行犯罪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预备行为没有完成，因而不可能着手实行犯罪；二是预备行为虽已完成，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着手实行犯罪。
       (四)未能着手实行犯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
       犯罪预备在预备阶段停顿下来，未能着手实行犯罪，必须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所致。如果行为人自动放弃预备行为或者自动不着手实行犯罪，则不成立犯罪预备，而成立犯罪中止。      
二、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的区别
       犯意表示一般是指以口头、书面或者其他方法，将真实犯罪意图表现于外部的行为。其特征是：表示人具有真实的犯罪意图；表示人用口头、书面、手势或者其他可以使人知晓的方法向他人表露犯罪意图；犯意表示是犯意的单纯流露，不能为犯罪制造条件。
       犯罪预备行为与犯意表示的最本质区别在于：犯罪预备行为是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为实行犯罪起促进作用的行为，因而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而犯意表示并没有为实行犯罪起促进作用，只是单纯流露犯意的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没有构成现实的威胁。

       三、预备犯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虽然原则上处罚犯罪预备，但应当肯定处罚犯罪预备的例外性。其一，犯罪预备行为不能直接造成侵害结果。况且，犯罪预备行为的外部形态往往是日常生活行为(如行为人购买胡椒粉，打算在抢劫时撒向被害人眼睛)。如果大量处罚犯罪预备，就必然导致原本不是犯罪预备的日常生活行为也受到怀疑。其二，在犯罪预备阶段，行为人可能随时放弃犯罪决意。如果广泛地处罚预备行为，反而可能促使行为人着手实行犯罪。基于以上理由，只能将实质上值得处罚的犯罪预备作为犯罪处罚。首先，只有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需要尽早预防某些犯罪时，才有必要处罚犯罪预备。换言之，只有当某种预备行为的发展，必然或者极有可能造成重大犯罪结果时，才有必要处罚犯罪预备。其次，只有当行为人的犯罪故意确定，确实将实行某一特定犯罪，并实施了相应的预备行为时，才有必要作为犯罪预备处罚。恐怖主义组织实施的犯罪预备行为，都具备上述特征，应当予以处罚。
       根据刑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显然，预备犯应当负刑事责任。但由于预备犯还没有着手实行犯罪，没有造成犯罪结果，其危害性通常小于既遂犯，故对于预备犯，可以从宽处罚。“可以”是授权性法律规范的表达方式，具有允许、许可的意思，但同时也表明了刑事立法的倾向性意见。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对预备犯得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至于究竟是从轻处罚还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应当对犯罪预备的整个案件进行综合考察后来决定。主要应考虑的情节有：犯罪预备行为是否已经完成，犯罪预备行为本身能否导致实行行为造成重大犯罪结果，犯罪预备行为所反映的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小等。在特殊情况下，如行为人准备实行特别严重的犯罪、手段特别恶劣时，也可以不予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节 犯罪未遂

       一、犯罪未遂的概念与特征

       根据刑法第23条第1款的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可见，犯罪未遂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一)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一般来说，着手是实行行为的起点；着手标志着犯罪行为进入了实行阶段，行为人所实施的是实行行为，着手本身就是实行行为的一部分。我国刑法理论认为，实行行为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故着手意味着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换言之，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时就是着手。例如，开始实施杀人行为时，就是故意杀人罪的着手；开始窃取公私财物时，就是盗窃罪的着手。但是，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开始实施杀人行为、盗窃行为时，又必须从实质考察行为是否具有致人死亡或者转移他人占有的财物的紧迫危险。在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实行行为包含多个环节或多种形式时，行为人开始实施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者任何一种形式的行为，原则上也应认定为着手。例如，抢劫罪的实行行为包含两个环节：一是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手段；二是取得财物。因此，当行为人开始实施暴力或者胁迫等行为时，就是已经着手实施抢劫行为。再如，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包括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等形式。所以，当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开始拐骗、绑架、收买妇女、儿童时，就是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着手，而不是待行为人开始贩卖时才是着手。
       但是，由于刑法分则规定了诸多具体犯罪，而且同一具体犯罪的行为方式也不完全相同，如同样是杀人，不同的行为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杀人；同样是盗窃，不同的行为人会选择不同的盗窃对象与场所。因此，在认定行为人是否着手实行犯罪时，要根据不同犯罪、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例如，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已经接触或者接近行为对象，行为人是否已经开始使用所准备的犯罪工具，行为人是否开始利用了所制造的条件，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可以直接造成犯罪结果，如此等等。
       (二)犯罪未得逞
       我国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未得逞，是指犯罪行为没有具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其理由在于：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是以既遂为模式的。例如，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是以杀人行为已经导致被害人死亡为模式的，而杀人未得逞要么表现为杀人行为本身没有实行终了被害人因而没有死亡，要么表现为杀人行为虽然实行终了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不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即没有具备死亡这一要件，不完全符合以既遂为模式的基本犯罪构成。但刑法总则又修正了分则的规定，即在未得逞的情况下，也得以犯罪未遂论处，故上述行为成立故意杀人未遂。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犯罪未得逞通常具体表现为没有发生犯罪结果，但这绝不意味着凡是发生了犯罪结果的都是已经得逞。因为犯罪行为的性质不同，犯罪结果的类型就不相同。同样的结果，相对于此罪而言，是构成要件的结果，而相对于彼罪而言，不是构成要件的结果。例如，伤害结果相对于故意伤害罪而言，是构成要件的结果，但相对于故意杀人罪而言，还不是构成要件的结果。因此，在造成了伤害结果的情况下，相对于故意伤害罪而言，已经既遂；但相对于故意杀人罪而言，则只成立未遂。
       (三)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
       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是指始终违背犯罪分子意志的，客观上使犯罪不可能既遂，或者使犯罪人认为不可能既遂因而被迫停止犯罪的原因。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行为人希望得逞的意志并没有改变与放弃，故未得逞是与其犯罪意志相冲突的。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包括三种情况：
       1.抑止犯罪意志的原因，即某种事实使得犯罪分子认为自己客观上已经不可能继续实行犯罪，从而被迫停止犯罪。例如，行为人正在他人住宅内实施抢劫，忽然听到警车声音，以为是警察来抓自己，便被迫逃离现场。即使该车并不是警车或者虽然是警车但并不是来抓行为人，但由于行为人认为自己客观上已经不可能继续实行犯罪，仍然属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成立抢劫未遂。
       2：抑止犯罪行为的原因，即某种情况使得行为人在客观上不可能继续实行犯罪或者不可能造成犯罪结果，如行为人正在实行犯罪时，被第三者发现而制止。
       3.抑止犯罪结果的原因，即行为人已将其认为应当实行的行为实行终了，但意外情况阻止了结果的发生。例如，行为人将被害人打昏后拖入水中，以为被害人必死无疑，但适逢过路人将被害人救活。
       犯罪未遂的上述三个特征使得其分别与犯罪预备、犯罪既遂、犯罪中止相区别。只有同时符合上述三个特征的，才能成立犯罪未遂。

       二、犯罪未遂的类型

       犯罪未遂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类型也反映不同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一)实行终了的未遂与未实行终了的未遂   、
       这是以实行行为是否实行终了为标准所作的区分。实行终了的未遂，是指犯罪人已将其认为达到既遂所必需的全部行为实行终了，但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例如，犯罪人向被害人食物中投放了毒药，被害人中毒后被他人发现后送往医院抢救脱险。未实行终了的未遂，是指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使得犯罪人未能将其认为达到既遂所必需的全部行为实行终了，因而未得逞。例如，在举刀杀人时，被第三者制伏。“行为是否实行终了”中的行为，是指导致犯罪既遂所必需的行为，不包括既遂后行为人为了其他目的所实施的行为。例如，行为人打算致人死亡后再碎尸，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应以行为人自认为致人死亡所必需的行为是否实行终了为标准，而不以是否碎尸为标准。实行终了的未遂与未实行终了的未遂，反映出程度不同的社会危害性。一般来说，前者距离实害结果(侵害结果)的发生较近，而后者距离实害结果的发生较远，因而前者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的侵犯程度重于后者，这是在量刑时应予考虑的。
       (二)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
       这是以犯罪行为本身能否既遂为标准所作的区分。能犯未遂，是指犯罪人所实施的行为本身可能达到既遂，但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例如，犯罪人手持装有5发子弹的手枪开枪射击被害人，开第一枪时没有瞄准，在准备开第二枪时，被警察当场抓获。不能犯未遂，是指犯罪人所实施的行为本身就不可能达到既遂因而未得逞。不能犯未遂可以进一步分为对象不能犯未遂与手段不能犯未遂。例如，犯罪人甲以为乙的上衣左口袋中有钱包，便将手伸进乙的左口袋，但乙的钱包实际上在其右口袋，甲未能得逞，这是对象不能犯未遂。再如，犯罪人A向乙的食物中投放毒药，但毒药没有达到致死量，因而不可能得逞，这是手段不能犯未遂。手段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具有本质区别。迷信犯是指意欲造成某种结果而采用迷信方法的情况。例如，行为人意欲某甲死亡，以为盐水可以致人死亡，便将盐水给某甲喝。手段不能犯时，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与其所认识(或本欲实施)的行为完全不同，而迷信犯所实施的行为与其所认识(或本欲实施)的行为完全相同；手段不能犯是由于认识错误所致，而迷信犯是由于愚昧无知所致；如果不是由于认识错误，手段不能犯可能导致危害结果发生，而迷信犯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因此，手段不能犯成立犯罪未遂，而迷信犯则不成立犯罪。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犯罪未遂时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又由于实行行为必须是具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的行为，所以，上述对象不能犯与手段不能犯，都仅限于具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的情形。倘若某种行为完全不可能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则不应当作为未遂犯处罚。例如，在荒山野外，误将稻草人当做仇人而开枪射击，也不可能导致其他人伤亡的，不成立犯罪未遂。再如，误将健身药品当做砒霜而投入他人食物的，由于绝对不可能发生伤亡结果，不应当以犯罪未遂论处。

       三、未遂犯的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23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首先，犯罪未遂应当负刑事责任。其次，由于刑法规定的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要确定对于犯罪未遂是否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后，在确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况下，要进一步确定是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

      第四节 犯罪中止

       一、犯罪中止的概念

       根据刑法第24条的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犯罪中止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在犯罪预备阶段或者在实行行为还没有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自动放弃犯罪；二是在实行行为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作为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的犯罪中止，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而又中止了犯罪的形态。犯罪中止形态与中止行为本身具有密切关系：没有中止行为就不可能有犯罪中止形态，中止行为是犯罪中止形态的决定性原因。犯罪中止形态与中止行为本身又具有区别：中止行为本身不是犯罪，而是刑法所鼓励的行为；犯罪中止形态则是犯罪的状态，应当负刑事责任。换言之，中止行为之前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行为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中止行为本身属于刑法所鼓励的行为，是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的根据。

       二、犯罪中止的特征

       由于中止行为是犯罪中止形态的决定性原因，犯罪中止的特征与中止行为的特征就成为表里关系，论述了中止行为本身的成立条件，也就说明了犯罪中止的特征。如上所述，中止行为可以分为不同情形，但它们又具有相同的特征，故综合起来论述。
       (一)中止的时间性
       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即在犯罪行为开始实施之后、犯罪呈现结局之前均可中止。“在犯罪过程中”首先表明，犯罪中止既可以发生在犯罪预备阶段，也可以发生在犯罪实行阶段，这是犯罪中止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的重要区别。“在犯罪过程中”也表明，中止前的行为处于犯罪过程中，已经属于犯罪行为，故产生犯意后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便放弃犯意的，不成立犯罪中止。“在犯罪过程中”还表明，犯罪还没有形成结局，既不是已经未遂，也不是已经形成了犯罪预备形态，更不是已经既遂。因此，犯罪既遂后自动恢复原状的，不成立犯罪中止。同样，犯罪未遂后也不可能出现犯罪中止。例如，甲在杀乙的过程中，由于警察到来而逃走，即使甲以后打消了继续杀乙的念头，但由于其故意杀人已经未遂，故不成立故意杀人中止。
       (二)中止的自动性
       成立犯罪中止，要求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这是犯罪中止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在主观上的区分标志。中止的自动性，是指行为人认识到客观上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者可能既遂，但_愿放弃原来的犯罪意图。首先，行为人认识到客观上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者可能既遂。这表明，行为人面临两种可能性：或者继续实施犯罪，使犯罪既遂；或者不继续犯罪，不使犯罪既遂。在存在选择余地的情况下，行为人不继续实施犯罪、不使犯罪既遂，就表明行为人中止犯罪具有自动性。其次，行为人自愿放弃原来的犯罪意图，不再希望犯罪结果发生，而是希望犯罪结果不发生。区分中止与未遂可以采取这样的公式：“能达目的而不欲”时是中止，“欲达目的而不能”时是未遂。对于其中的“能”与“不能”，一般应以行为人的认识为标准进行判断，即只要行为人认为可能既遂而不愿达到既遂的，即使客观上不可能既遂，也是中止。例如，甲为了杀乙而向乙的食物中投放毒药，见乙神态痛苦而反悔，将乙送往医院抢救脱险。即使甲投放的毒药没有达到致死量，不送往医院也不会死亡，甲也成立犯罪中止。反之，只要行为人认为不可能既遂而放弃的，即使客观上可能既遂，也是未遂。例如，丙在实施抢劫行为时听到警车声便逃走的，成立抢劫未遂。即使路过的并非警车而是救护车，丙也不是犯罪中止。
       行为人中止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出于真诚悔悟，有的因为对被害人产生同情心，有的由于惧怕刑罚处罚，有的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如此等等。一方面，不能将引起行为人中止犯罪的原因，当做意志以外的原因从而否认中止的自动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存在客观障碍就否认中止的自动性。在存在客观障碍的情况下，有时行为人并没有认识到，而是出于其他原因放弃犯罪的，应认定为中止；有时行为人认识到了客观障碍但同时认为该客观障碍并不足以阻止其继续犯罪，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放弃犯罪的，也应认定为中止。
       (三)中止的客观性
       中止不只是一种内心状态的转变，还要求客观上有中止行为。中止行为分为两种情况：在犯罪预备阶段以及实行行为尚未实行终了，只要不继续实施行为就不会发生犯罪结果的情况下，中止行为表现为放弃继续实施犯罪，即不再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必须是真实地放弃犯罪行为，而不是等待时机继续实施该行为。例如，行为人侵入仓库后发现财物过多，打算回去开车来窃取的，不是中止行为。再如，行为人打算窃取现金，但因为有宝石，而只窃取宝石、不窃取现金的，不是中止行为。但是，应予注意的是，行为人自动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是犯罪中止，即行为人实施了足以导致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后，犯罪结果并没有发生，行为人也认识到结果还没有发生，认识到还可以继续实施犯罪，但基于某种动机自动放弃继续侵害的，成立犯罪中止，而不是犯罪未遂。
       在实行行为终了、不采取有效措施就会发生犯罪结果的情况下，中止行为表现为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不以行为人单独实施为必要，但行为人必须作出了真挚的努力，其行为对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否则不成立犯罪中止。例如，行为人在其放火行为还没有既遂的情况下，喊了一声“救火呀”，然后便逃走了，即使他人将火扑灭，也不能认为行为人的犯罪属于中止形态。对于不作为犯罪的中止而言，其中止行为一般表现为履行自己原本应当履行的义务。
       (四)中止的有效性
       不管是哪一种中止，都必须是没有发生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行为人虽然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采取措施防止结果发生，但如果发生了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就不成立犯罪中止。例如，甲为杀乙而向乙的静脉注射大量空气，尽管甲反悔后将乙送往医院抢救，但乙仍然死亡。甲的行为成立故意杀人既遂，而非中止。
       行为人为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积极努力，但其行为本身偶然不能使结果发生或者由于他人行为防止了结果发生时，仍然成立中止犯。概言之，以下三种情况均成立犯罪中止：(1)行为人的中止行为独立防止了结果发生时，成立犯罪中止。(2)行为人的中止行为与其他人的协力行为，共同防止了结果发生时，只要能够认定行为人作出了真挚的努力，也成立犯罪中止。例如，行为人向被害人的食物投放毒药后，见被害人痛苦难忍而顿生悔意，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将被害人送往医院，由医生抢救脱险的，理当成立犯罪中止。(3)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结果发生，而且结果没有发生，即使行为本身偶然未能导致结果发生，或者客观上完全由于他人行为防止了结果发生的，也成立犯罪中止。例如，行为人意欲杀人，但其客观上所投放的毒药没有达到通常致死量；在发现他人呕吐不止、十分痛苦的情况下，行为人自动将他人送往医院抢救；郎使不予急救也不至于发生死亡结果时，也属于中止，而非未遂。因为行为人是在认识到能够既遂的情况下自动采取有效措施的，在结果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应认为符合犯罪中止的本质特征；否则会导致刑罚的不均衡。
       需要注意的是，犯罪中止的成立并不要求没有发生任何犯罪结果，而是只要求没有发生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例如，作为故意杀人罪既遂标志的结果是被害人死亡。行为人在杀人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了死亡结果发生时，就成立犯罪中止，即使造成了他人身体伤害，也不妨碍犯罪中止的成立。因此，可以将犯罪中止分为造成了一定危害结果的中止与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结果的中止。
       犯罪中止的上述四个特征，使其分别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既遂相区别。同时具备上述四个特征的，才成立犯罪中止。
三、中止犯的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24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首先，中止犯应当负刑事责任。其次，对中止犯应当分情况减免处罚。所谓“没有造成损害”，应理解为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结果；所谓“造成损害”，应理解为造成了一定危害结果，但没有造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
       刑法规定对中止犯减免处罚，一是因为行为人放弃犯罪或者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使得犯罪结果没有发生，客观上使社会危害性减小；二是因为行为人自动否定、放弃了原来的犯罪意图，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为减小；三是对中止犯减免处罚，有利于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促使犯罪人悬崖勒马，从而有利于及时保护合法权益，避免给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

     第六章    共同犯罪

      第一节 共同犯罪概述

       一、共同犯罪的概念

       相对于单独犯罪而言，共同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犯罪。根据刑法第25条第1款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一定义科学地概括了共同犯罪的内在属性，为处理共同犯罪提供了法律根据，为理论上研究共同犯罪指明了方向。
       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要求我们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共同犯罪的主客观统一性。共同犯罪要求二人以上既有共同故意，又有共同行为，而且二者之间具有统一关系。二是共同犯罪的整体性。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在共同故意支配下实施犯罪行为形成的一个整体，不是个人行为的简单相加。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都不能孤立地看待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三是共同犯罪类型、共同犯罪人的差异性。共同犯罪的类型不同，其社会危害性便不同。共同犯罪有二个以上的共同犯罪人，但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各共同犯罪人行为的主观恶性不同，因而需要区别对待。

       二、共同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通常的共同犯罪，仍以具备犯罪构成为前提，即“二人以上”是符合犯罪主体要件的人；“共同故意”必须是某种犯罪的故意；“共同行为”必须是符合某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如此等等。所以，从犯罪构成的意义上说，共同犯罪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共同犯罪的特殊性，表现在各个行为人的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的“共同”这一点上。
       但应注意的是，由于犯罪概念本身具有不同含义，所以，共同犯罪也可能仅指具备犯罪构成的客体与客观要件意义上的共同犯罪。例如，16周岁的乙应15周岁的甲的要求，为甲入室盗窃望风。在这种情形下，应认为乙与甲成立具备犯罪的客体与客观要件意义上的共同犯罪。乙符合犯罪主体与主观要件，因而是共同犯罪(盗窃)中的从犯(在这种场合，不能认定乙是间接正犯)。但由于甲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符合犯罪主体条件，对甲不能以盗窃罪定罪量刑。
       共同犯罪一般应以符合同一个犯罪构成要件为前提。但是，二人以上在同一犯罪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分别具有不同的加重情节或者减轻情节的，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或者说，只要二人以上的行为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即使对二人以上应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定刑，也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例如，甲教唆乙在马路边抢劫，而乙接受教唆后入户抢劫的，在抢劫罪的故意与犯罪行为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因而成立抢劫罪的共犯，但对甲与乙适用的法定刑不同。
       如果二人以上持不同的故意共同实施了某种行为，则只就他们所实施的性质相同的部分(或重合部分)成立共同犯罪(部分犯罪共同说)。例如，丙邀约丁为自己的盗窃望风，丙盗窃财物时被被害人发现，丙为了抗拒抓捕而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行为。丙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无疑，而丁不知情，没有抢劫的故意，不可能构成抢劫罪的共犯。如果否定甲与乙成立共同犯罪，则意味着对丁的行为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其不合理性比较明显：倘若丙在被害人家仅实施了盗窃行为，丁M于共犯，应受到刑罚处罚；而丙现实中对被害人实施了更为严重的犯罪(事实上丁的望风行为也对丙的抢劫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丁的行为反而不成立犯罪。这难以被人接受。对丁的行为也不能单独认定为盗窃罪(不能认为丁是单独犯罪)，因为将丁作为单独的盗窃犯处理，要求丁实施了盗窃罪的实行行为，但丁没有实施任何实行行为。如果认为丁与丙成立抢劫罪的共同犯罪，也明显不妥当，因为丁没有抢劫的故意。在这种情况下，应认定丁与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既然如此，对丁就必须追究盗窃罪的刑事责任；但由于丙的行为另成立抢劫罪，故对丙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抢劫罪。这并不是对丁的行为单独定罪。换言之，将丁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是以丁与丙构成盗窃罪的共犯为前提的；没有这一前提，就不能认定丁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再者，如果对丙、丁完全分别按抢劫罪与盗窃罪论处，而不考虑丁在盗窃罪中的共犯关系，就不可能认定丁为从犯(因为单独犯罪是无所谓主犯与从犯之分的)，因而对丁不能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肯定丙与丁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丁便是盗窃罪的从犯，故应当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根据上述原理，A以杀人故意、B以伤害故意共同对C实施暴力的，A与B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但由于A具有杀人故意与行为，对A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甲以绑架的故意、乙以非法拘禁的故意，共同对丙实施拘禁行为的，甲与乙在非法拘禁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但由于甲具有绑架的故意与行为，对甲应以绑架罪论处。张三以为境外窃取、剌探、收买国家秘密罪(刑法第111条)的故意，李四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法第282条第1款)的故意，共同窃取、刺探、收买国家秘密的，张三与李四在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但由于张三具有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国家秘密罪的故意与行为，对张三应以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国家秘密罪论处。

      第二节 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是指共同犯罪这一特殊的犯罪形式的成立必须具备的条件，它揭示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的区别。至于共同犯罪构成什么罪，则取决于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行为符合何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是：必须二人以上、必须有共同故意、必须有共同行为。

       一、必须二人以上

       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即二人共同故意犯罪时便可成立共同犯罪。“二人”是最低要求，至于“以上”至多少人，则并无限制。由于刑法规定单位可以成为某些犯罪的主体，故两个以上的单位以及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的犯罪，可能构成共同犯罪。
       根据上述条件以及刑法关于犯罪主体的规定，以下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1.    一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支配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不构成共同犯罪。利用者被称为间接正犯。
       2.单位犯罪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与该单位本身不成立共同犯罪。

       二、必须有共同故意

       (一)共同故意的含义
       共同犯罪必须是“共同故意”犯罪。“故意”当然是犯罪的故意；一般来说，“共同”不仅具有“相同”的含义，而且具有“合意”的含义。“共同故意”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各共犯人均有相同的犯罪故意，二是各共犯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
       首先，共同故意要求各共犯人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所谓相同的犯罪故意，则指各共犯人均对同一罪或同几个罪(共同犯数罪)持有故意，而且这种故意只要求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相同，不要求故意的形式与具体内容完全相同。就故意的形式而言，双方均为直接故意、双方均为间接故意以及一方为直接故意另一方为间接故意时，只要是同一犯罪的故意，皆可成立共同犯罪；就故意的具体内容来说，只要求各共犯人具有法定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即使故意的具体内容不完全相同，也可成立共同犯罪。例如，实行犯与教唆犯的故意，在具体内容上就有差异，但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
       其次，共同犯罪故意要求各共犯人主观上相互沟通，彼此联络，都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孤立地实施犯罪，而是在和他人一起共同犯罪。
       值得研究的是“片面共犯”。片面共犯是指参与同一犯罪的人中，一方认识到自己是在和他人共同犯罪，而另一方没有认识到有他人和自己共同犯罪。片面共犯可能存在三种情：.一是片面的共同实行，即实行的一方没有认识到另一方的实行行为。例如，乙正欲对丙实施强奸行为时，甲在乙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暴力将丙打伤，乙得以顺利实施奸淫行为。二是片面的教唆，即被教唆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教唆的情况。例如，甲将乙的妻子丙与他人通奸的照片和一支枪放在乙的桌子上，乙发现后立即产生杀人故意，将丙杀死。三是片面的帮助，即实行的一方没有认识到另一方的帮助行为。例如，甲明知乙正在追杀丙，由于其与丙有仇，便暗中设置障碍物将丙绊倒，从而使乙顺利地杀害丙。对此如何处理，中外刑法理论上都存在较大争议。有人否认片面共犯的概念，认为片面共犯不成立共同犯罪；有人肯定片面共犯的概念，认为所有片面共犯都成立共同犯罪；有人只承认片面教唆犯与片面帮助犯；有人仅承认片面帮助犯。我国刑法理论大多肯定片面帮助犯。从原理上说，既然能够肯定片面帮助犯，也便能够肯定片面的实行犯与片面的教唆犯。
       (二)没有共同故意的情形
       根据“共同故意”这一条件的要求，下列情形不成立共同犯罪：
       1.共同过失犯不成立共同犯罪。因为共同犯罪之所以比单独犯罪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在于它是基于共同犯罪故意结成的犯罪活动的整体。而过失犯罪的特点决定了共同过失犯罪不可能具有共同犯罪所要求的那种整体性。共同过失犯罪时，只要根据各人过失犯罪的情况分别定罪量刑.即可，不需要以共同犯罪论处(参见刑法第25条第2款)。
       2.故意犯罪行为与过失犯罪行为不成立共同犯罪，如看守所值班武警擅离职守，重大案犯趁机脱逃。前者为过失，后者为故意，客观上虽然有一定联系，但不成立共同犯罪。故意(过失)行为与无罪过行为，更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
       3.同时犯不成立共同犯罪。同时犯是指二人以上同时以各自行为侵害同一对象，但彼此之间无意思联络的情况。例如，甲、乙二人趁商店失火之机，不谋而合地同时到失火地点窃取商品。由于二人主观上没有意思联络，故不成立共同犯罪。
       4.先后故意实施的相关犯罪行为，彼此没有主观联系的，不成立共同犯罪。例如，甲先到丙家窃取电视机，乙后到丙家窃取一辆摩托车。二人虽然实施了相同的盗窃行为，且都是在丙家作案，但由于缺乏“共同”故意，所以不成立共同犯罪。
       5.超出共同故意之外的犯罪，不是共同犯罪。例如，甲教唆乙盗窃丙女的财物，乙除实施盗窃行为之外，还强奸了丙女，甲对此毫不知情。甲、乙二人固然成立盗窃罪的共同犯罪，但不成立强奸罪的共同犯罪。
       6.事前无通谋、事后实施的窝藏、包庇、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但如果事前有通谋的，则成立共同犯罪(参见刑法第310条第2款)。

       三、必须有共同行为

       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成立共同犯罪当然要求有共同行为。“共同行为”不仅指各共犯人都实施了属于同一构成要件的行为，而且指各共犯人的行为在共同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为一个整体。“共同行为”意味着各共犯人的行为都是共同犯罪行为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在发生了犯罪结果的情况下，各共犯人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与犯罪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而也可以肯定各共犯人的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共同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共同作为，即各共犯人的行为都是作为；二是共同不作为，即各共犯人的行为都是不作为；三是作为与不作为相结合，即部分共犯人的行为是作为，部分共犯人的行为是不作为。
       共同犯罪行为的分工可能表现为四种情况：一是实行行为，是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二是组织行为，即组织、策划、指挥共同犯罪的行为；三是教唆行为，即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行为；四是帮助行为，即对实行犯罪起辅助作用的行为。

      第三节 共同犯罪的形式

       共同犯罪的形式，也即共同犯罪的结构，是指各共犯人的故意犯罪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共同犯罪的形式不同，其对社会的危害就不同。

       一、任意共同犯罪与必要共同犯罪

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人能够单独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时，就是任意共同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等，既可以由一人单独实施，也可以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当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杀人或放火时，就是任意共同犯罪。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主要是任意共同犯罪。对于任意共同犯罪，应当根据分则的有关条文以及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定罪量刑。

       刑法分则明文规定必须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 的犯罪，就是必要的共同犯罪，如刑法第317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持械劫狱罪，不可能由一个人单独实施。对这类犯罪通常直接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定罪量刑。
       需要说明的是对向犯。对向犯(对立的犯罪)，是指以存在二人以上相互对向的行为为要件的犯罪。对向犯分三种情况：一是双方的罪名与法定刑相同，如重婚罪；二是双方的罪名与法定刑都不同，如贿赂罪中的行贿罪与受贿罪；三是只处罚一方的行为(片面的对向犯)，如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只处罚贩卖者，不处罚购买者(第三种情况并不是共同犯罪，称为对向“犯”似乎不合适，但这种犯罪以存在购买方的行为为要件，故刑法理论仍然称之为对向犯。事实上，前两种对向犯也不必然构成共同犯罪，但人们均认为它是对向犯)。问题是，在第三种情况下能否直接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将购买者作为共犯(教唆犯或帮助犯)处罚？一般认为，在具有对向犯性质的A、B两个行为中，立法者仅将A行为作为犯罪类型予以规定时，当然预想到了B行为，既然立法者没有规定处罚B行为，就表明立法者认为B行为不可罚。如果将B行为以教唆犯或帮助犯论处，则不符合立法意图。换言之，B行为之所以不可罚，是因为其对向性的参与行为的定型性、通常性；因此，如果参与行为超出了定型性、通常性的程度，就应以教唆犯、帮助犯论处。例如，购买淫秽物品的人即使主动请求卖主出售给自己，也不构成教唆犯与帮助犯。但是，如果对方原本并不出售淫秽物品，而购买者积极地推动对方，劝导其出售淫秽物品给自己的，则成立教唆犯。

       二、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与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

       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前，各共犯人已经形成共同犯罪故意，就实行犯罪进行了策划或商议的，就是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通谋”一般是指二人以上为了实行特定的犯罪，以将各自的意思付诸实现为内容而进行的谋议。
       在刚着手实行或者实行犯罪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则是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如果各共犯人是在刚着手实行时形成共同犯罪故意，并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则各共犯人均应对共同犯罪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先行为人已实施一部分实行行为后，后行为人以共同犯罪的意思参与实行或者提供帮助，则为承继的共同犯罪。后行为人就其参与后的行为与先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但应区分不同情形。例如，甲意欲抢劫而对A实施了暴力，在压制了A的反抗后，乙到了现场，并且明知甲在抢劫A的财物，乙与甲一起共同强取了A的财物。在这种情况下，甲与乙仍然成立抢劫罪的共同犯罪。再如，丙意欲抢劫B的财物而对其实施暴力，并且造成了B的重伤，此时丁到了现场，明知丙要抢劫B的财物，丁与丙共同强取了B的财物。丁虽然与丙构成抢劫罪的共同犯罪，但丁不对B的重伤承担刑事责任，只有丙对B的重伤承担刑事责任。

       三、简单共同犯罪与复杂共同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行犯罪时，就是简单共同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各共犯人都是正犯(实行犯)，故在刑法理论上又叫共同正犯(共同实行犯)。例如，甲、乙二人共同故意持凶器刺杀丙，成立故意杀人的共同正犯。成立共同正犯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共同实行的意思；二是有共同实行的事实。对简单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应遵循以下原则：
       1.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例如，甲、乙二人共同故意杀A，即使只是甲的一发子弹打中了A，乙也应承担杀人既遂的责任。再如，丙、丁二人共同故意伤害B，但不知道是谁的行为导致了B的重伤，对此，丙、丁二人均应对B的重伤承担责任。还如，X与Y共同故意对C实施暴力，导致C死亡，C仅有一处致命伤，但不知由谁的行为造成，而且事后查明，X具有杀人的故意，Y仅有伤害的叙意。对此，应认定X成立故意杀人罪(既遂)，Y成立故意伤害(致死)罪。
       2.区别对待原则，即在坚持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的前提下，对各共犯人应区别对待，根据各共犯人在共同实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分清主犯、从犯与胁从犯，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3.罪责自负原则。各共犯人只能对共同故意实行的犯罪承担责任，对他人超出共同故意实行的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
       二人以上的共同犯罪存在实行、组织、教唆、帮助等分工时，就是复杂共同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之分，他们的行为以及故意的具体内容均有差异。根据刑法的规定，对这几种共犯人应按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分别处罚。  
四、一般共同犯罪与特殊共同犯罪一般共同犯罪是指没有组织的共同犯罪，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二人即可构成，没有组织、没有首要分子、不存在众人可能随时参与状态的共同犯罪。二是由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指挥众人所实施的共同犯罪，即聚众共同犯罪。
       特殊共同犯罪是指集团犯罪，即三人以上有组织地实施的共同犯罪。实施犯罪的组织称为犯罪集团，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犯罪集团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1.人数较多。即三人以上，二人不足以成为集团。
       2.较为固定。表现为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固定或者基本固定；集团成员以首要分子为核心结合得比较紧密；实施一次或数次犯罪后，其组织形式往往继续存在。
       3.目的明确。犯罪集团的形成是为了反复多次实施一种或者数种犯罪行为。

      第四节 共犯人的分类及其刑事责任

       对共犯人进行分类并规定相应的处罚原则，有利于正确处理共同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
一、主犯及其刑事责任
(一)主犯的概念与种类
根据刑法第26条第1款的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可见，主犯包括两类：一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即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组织”主要是指为首纠集他人组成犯罪集团；“领导”就是策划、指挥；“策划”主要是指为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出谋划策，主持制订犯罪活动计划；“指挥”主要是指根据犯罪集团的计划，直接指使、安排集团成员的犯罪活动。二是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除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外的在共同犯罪中对共同犯罪的形成、实施与完成起决定或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是否起主要作用，应从主客观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对主犯的认定，应以共犯人的主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刑法第26条的规定为准绳，不能任意扩大或者缩小主犯的范围。
       (二)主犯与首要分子的关系
       根据刑法第97条的规定，首要分子分为两类：一是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二是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但犯罪集团中的主犯不一定是首要分子，因为在犯罪集团中，除了首要分子是主犯以外，其他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也是主犯，但他们不是首要分子。在聚众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原则上也可以认定其中的首要分子是主犯。但在聚众犯罪并不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如刑法规定只处罚首要分子，而首要分子只有一人时，参见刑法第291条)，不存在主犯、从犯之分，其中的首要分子当然无所谓主犯。
       (三)主犯的刑事责任
       对于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即除了对自己直接实施的具体犯罪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对集团成员按该集团犯罪计划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这样处理完全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因为这些罪行是由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指挥实施的。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不等于按照“集团成员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首要分子对于集团成员超出集团犯罪计划(集团犯罪故意)所实施的罪行，不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应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对于组织、指挥共同犯罪的人(如聚众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例如，在聚众斗殴案件中，首要分子要对参加者的斗殴行为造成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对于没有从事组织、指挥活动但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例如，盗窃集团中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不应对集团的全部盗窃数额承担责任，只是对自己参与盗窃的全部数额承担责任)。

       二、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可见，从犯包括两种人：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对共同犯罪的形成与共同犯罪行为的实施、完成起次于主犯作用的犯罪分子；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即为共同犯罪提供有利条件的犯罪分子，通常是指帮助犯。
从犯是相对于主犯而言的。主犯是共同犯罪中的核心人物，没有主犯就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当然，“主犯”可能因为不具备犯罪主体条件而不承担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只有主犯(须二人以上)没有从犯的现象是存在的，而只有从犯没有主犯的现象则不可能存在。
       从犯也应对自己参与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但根据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胁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28条的规定，胁从犯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即在他人威胁下不完全自愿地参加共同犯罪，并且在共同犯罪中起较小作用的人。如果行为人起先是因为被胁迫而参加共同犯罪，但后来发生变化，积极主动实施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则不宜认定为胁从犯。由于胁从犯是共犯人的一种，具有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故行为人身体完全受强制、完全丧失意志自由时实施的某种行为，以及符合紧急避险条件的行为，不成立胁从犯。对于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其中的“情节”主要是指被胁迫的程度、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四、教唆犯及其刑事责任
(一)教唆犯的概念与成立条件
教唆犯是指以授意、怂恿、劝说、利诱或者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人。成立教唆犯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根据刑法理论，教唆犯所教唆的对象(即被教唆的人)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否则不成立教唆犯，而成立间接正犯。例如，成年人唆使严重精神病患者杀人的，成立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成年人唆使8岁儿童窃取他人财物的，成立盗窃罪的间接正犯。
       2.必须有教唆行为。教唆行为的实质是引起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教唆行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故意，被教唆人进而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为，则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如果教唆犯实施了教唆行为，但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则教唆犯与被教唆的人不成立共犯，但教唆犯仍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教唆行为的形式没有限制，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是示意性的动作。教唆行为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劝告、嘱托、哀求、指示、利诱、怂恿、命令、威胁、强迫，等等。但如果威胁、强迫达到了使被教唆人丧失意志自由的程度，则成立间接正犯。教唆行为必须是唆使他人实施较为特定的犯罪的行为，让他人实施完全不特定的犯罪的，难以认定为教唆行为。但是，只要所教唆的是较为特定的犯罪，即使该犯罪的对象还不存在，而是以出现对象为条件的，也不失为教唆行为。例如，教唆怀孕的妇女在分娩后杀死婴儿的，也成立教唆行为。教唆行为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就具体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等作出指示。
       3.必须有教唆故意。教唆犯只能由故意构成，过失不可能成立教唆犯。一般来说，教唆犯认识到自己的教唆行为会使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故意进而实施犯罪，认识到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行为并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二)教唆犯的认定
       1.按照刑法理论，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罪定罪，而不能笼统地定为教唆罪。如教唆他人犯抢劫罪的，定抢劫罪；教唆他人犯放火罪的，定放火罪。如果被教唆的人对被教唆的罪理解错误，实施了其他犯罪，或者在犯罪时超出了被教唆之罪的范围，教唆犯只对自己所教唆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2.对于间接教唆的也应按教唆犯处罚。间接教唆是指教唆教唆者的情况。例如，甲教唆乙，(让)乙教唆丙实施抢劫罪，甲的行为便是间接教唆。对于间接教唆，也应按教唆犯处罚，即按照所教唆的罪定罪。因为“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教唆行为本身也是犯罪行为，故教唆他人实施教唆犯罪的，仍然是教唆犯。
       3.当刑法分则条文将教唆他人实施特定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犯罪时，对教唆者不能依所教唆的罪定罪，而应直接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定罪，不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参见刑法第104条第2款)。
       (三)教唆犯的处罚
       根据刑法第29条的规定，处罚教唆犯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1.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即在教唆犯与被教唆的人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以及被教唆昨人虽然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但在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教唆他人犯罪因而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主次作用来处罚。如果起主要作用，就按主犯处罚；如果起次要作用，则按从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这是因为选择不满18周岁的人作为教唆对象，既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严重，又说明教唆行为本身的腐蚀性大，社会危害性严重，理应从重处罚。此外，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也是上述规定的政策理由。所应注意的是，对“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这一规定，应根据教唆犯的成立条件以及刑法第17条的规定进行理解。
       3.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教唆未遂。按照刑法理论，“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一般包括以下情况：被教唆的人拒绝教唆犯的教唆；被教唆的人虽然接受教唆，但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被教唆的人实施犯罪并不是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所致；被教唆的人虽然实施了犯罪，但所犯之罪的性质与教唆犯所教唆之罪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上述情况下，教唆行为并没有造成危害结果，故对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五节 共同犯罪的特殊问题

       一、共同犯罪与身份

       不具有构成身份的人与具有构成身份的人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以特殊身份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时，构成共同犯罪。例如，一般公民不可能单独犯脱逃罪，但可以教唆、帮助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因而构成脱逃罪的共犯。首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等特殊主体仅就实行犯而言。至于教唆犯与帮助犯，则完全不需要特殊身份。其次，我国刑法有关共犯人的规定已经指明了这一点。例如，刑法第29条第1款前段的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其中的“犯罪”与“共同犯罪”当然包括以特殊身份为行为主体要件的故意犯罪。因此，只要被教唆的人犯被教唆的罪，教唆犯与被教唆犯就构成共同犯罪。根据刑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从犯只能存在于共同犯罪之中。这表明，起帮助作用的人，也与被帮助的人成立共犯。当然，帮助犯也可能是胁从犯，但第28条的规定说明，胁从犯也只存在于共犯之中。这三条足以表达以下含义：一般主体教唆、帮助特殊主体实施以特殊身份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的，以共犯论处。最后，如果认为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故意实施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时，一概不成立共犯(除有明文规定的贪污罪之外)，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几近一纸废文，总则也不能起到指导分则的作用。例如，一般公民教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叛逃的，一般公民教唆、帮助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的，一般公民帮助在押人员脱逃的，一般公民教唆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的，均不成立共犯，而且通常只能宣告无罪。但这些结论无论如何不能得到国民的赞同。
       问题是，在上述情况下，应如何确定犯罪的性质？对于类似问题，尽管刑法理论上莫衷一是，但司法解释有所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2000年6月30日公布、自2000年7月8日起施行），就审理贪污或者职务侵占犯罪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问题解释如下：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 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可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二、共同犯罪的认识错误
共同犯罪的认识错误，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还没有展开研究。如果共犯人具有法律认识或事实认识错误，原则上也适用处理法律认识错误与事实认识错误的原则。但共同犯罪的认识错误也存在特殊之处，下面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例一，甲、乙共谋杀害在某博物馆工作的丙，并同时举枪向丙射击，甲击中了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乙没有击中任何目标。这是一种共同正犯，由于甲、乙对丙有共同杀人故意，但没能造成丙的死亡，故成立杀人未遂的共同犯罪。甲的行为另触犯了过失损毁珍贵文物罪，过失犯罪不构成共犯，故乙不成立该罪的共犯。甲的行为又是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属于想象竞合犯，故对甲实际上只能以杀人未遂论处。
       例二，部分共犯人对另一部分共犯人的行为性质产生认识错误时，应当在两种犯罪性质重合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例如，甲邀约乙对丙实施暴力，乙以为甲只是希望伤害丙，事实上甲具有杀人的故意，甲、乙共同对丙实施暴力，导致丙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认定甲与乙构成共同犯罪(共同正犯)，并都对死亡结果承担责任。但由于甲具有杀人故意与杀人行为，对甲应另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再如，甲教唆乙破坏公用电信设施，乙误解了甲的教唆内容，破坏了军用通信设施。由于甲有教唆他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的故意与行为，成立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教唆犯，乙在此范围内与甲成立共犯(部分犯罪共同说)。但由于乙的行为另符合破坏军事通信罪的构成要件，故对乙的行为认定为破坏军事通信罪。
       例三，甲教唆乙杀死藏在草丛中的丙，乙便开枪射击，但由于丙刚好离开，实际上只毁坏了丙的贵重财物。甲与乙都具有杀人的故意，分别实施了杀人的教唆行为与实行行为，故成立故意杀人未遂的共犯。乙的实行行为毁坏了他人财物，但刑法规定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才成立犯罪，故对该行为不能独立定罪。
       例四，甲以为乙是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以间接正犯的意图唆使乙实施盗窃行为，事实上乙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并实施了盗窃行为。如果刑法将共犯人分为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则必须确定甲是间接正犯还是教唆犯。尽管我国刑法将共犯人分为主犯、从犯与胁从犯，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处罚，但在是否成立共犯的意义上说，仍然有必要分清甲是间接正犯还是教唆犯。对此，刑法理论上有人主张甲成立间接正犯，有人主张甲成立教唆犯。根据刑法原理，应在主客观相统一的范围内，将甲认定为教唆犯。在相反情况下，即以为对方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进行教唆，实际上对方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也只能在主客观相统一的范围内，认定为教唆犯。
三、共同犯罪与犯罪形态
在单独犯罪中，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时，该犯罪属犯罪未遂形态，该行为人是未遂犯；行为人自动中止犯罪时，该犯罪属犯罪中止形态，该行为人是中止犯；依此类推。但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同一共同犯罪中可能有的共犯人是未遂犯，有的共犯人是中止犯，这是因为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在客观上存在共同点——没有发生特定的犯罪结果。而之所以没有发生特定的犯罪结果，相对于部分共犯人而言，是基于自动中止，相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属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因而对不同的犯罪人应当确定为不同的犯罪形态。在此意义上说，共同犯罪的形态，应是共同犯罪中的各共犯人的犯罪形态。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未遂与中止、预备与中止的场合。换言之，只要共犯人中没有人成立犯罪中止，那么，共同犯罪的形态与各个共犯人的犯罪形态，则基本上是统一的(如前所述，教唆犯也可能存在例外)。例如，如果共犯人中一人的行为导致既遂，则其他共犯人均成立既遂；如果共犯人中的一人着手实行犯罪，其他共犯人不可能成立犯罪预备。
       根据刑法总则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共犯人必须区别对待。因此，研究同一共同犯罪中的共犯人是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还是既遂犯，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共同犯罪与预备、未遂、既遂的关系是比较好解决的问题。例如，二人以上为了实行犯罪而共同预备，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行的，均为预备犯；共同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就是共同正犯的未遂；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部分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部分人的行为未导致结果发生的，根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均以既遂犯论处。如上所述，共犯人与中止犯的关系则比较复杂。
       就共同正犯而言，当所有正犯者都自动中止犯罪时，均成立中止犯。共同正犯中的一部分正犯自动停止犯罪，并阻止其他正犯实行犯罪或防止结果发生时，这部分正犯就是中止犯；其他没有自动中止意图与中止行为的正犯，则是未遂犯。如果共同正犯中的一部分正犯中止自己的行为，但其他正犯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时，均不成立中止犯，而是均成立既遂犯。因为共同正犯者之间具有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形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即使中止了自己的“行为”，也不能认为中止了“犯罪”。例如，甲、乙、丙三人共谋对丁女实施轮奸，共同对丁女实施暴力后，甲、乙实施了奸淫行为，但丙自动地没有实施奸淫行为。对此，不得认定丙成立强奸罪的中止。因为对共同正犯采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丙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及结果负责，还要对甲、乙的行为及其结果负责。既然甲、乙的行为已经造成了犯罪结果或者说已经既遂，丙理当对甲、乙的犯罪既遂承担刑事责任。所以，丙只是放弃了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中止犯罪。当然，丙放弃奸淫行为的情节，对丙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
       教唆犯、帮助犯自动中止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并阻止实行犯的行为或其结果时，成立教唆犯、帮助犯的中止犯。反之，实行犯自动中止犯罪，对于教唆犯、帮助犯来说属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时，实行犯是中止犯，教唆犯、帮助犯属未遂犯。
       由上可见，对于共犯人的犯罪形态，仍应根据刑法所规定的各种形态的特征予以认定，不得另立认定标准。在各共犯人的犯罪形态相同的情况下，各共犯人的犯罪形态与整个共同犯罪的形态具有一致性；在各共犯人的犯罪形态不相同的情况下，就难以(也无必要)确定整个共同犯罪的形态。

     第七章    单位犯罪

      第一节 单位犯罪概述

       一、单位犯罪的概念

       单位犯罪，一般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或者本单位全体成员谋取非法利益，由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决定，由直接责任人员具体实施的犯罪。据此，单位犯罪具有以下特点：
       1.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即是单位本身犯罪。单位依赖于其成员而存在，如果没有成员，单位就不可能存在；反之，单位的任何成员，如果脱离了单位，就不具有其在单位中的地位与性质，不再作为单位的成员起作用，只是孤立的个人。而且，单位成员之间是按照单位的统一要求和一定秩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共同形成单位整体的。单位犯罪，不是单位的各个成员的犯罪之集合，也不是指单位中的所有成员共同犯罪。
       2.单位犯罪是由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决定，由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单位犯罪虽然是单位本身犯罪，但具体犯罪行为需要决定者与实施者。单位犯罪是在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单位意志不是单位内部某个成员的意志，也不是各个成员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单位内部成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的条件下形成的意志，即单位的整体意志。从形式上说，这种整体意志是由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形成的；从法律上说，这种整体意志就是单位整体的罪过。单位整体意志形成后，便由直接责任人员具体实施。因此，在单位犯罪中，主体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单位犯罪主体；二是单位内部的自然人主体。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没有单位本身作为犯罪主体，其中的某些自然人便是独立的自然人犯罪主体；如果没有单位内部的自然人主体，也不可能有单位犯罪。基于上述理由，盗用、冒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或者单位内部成员未经单位决策机构批准、同意或者认可而实施犯罪的，或者单位内部成员实施与其职务活动无关的犯罪行为的，都不属于单位犯罪，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3.单位犯罪是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以单位名义为本单位全体成员谋取非法利益。为单位谋取合法利益的行为，不可能成立任何犯罪；仅仅为单位少数成员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也不成立单位犯罪。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是指为单位本身谋取非法利益，违法所得由单位本身所有，但不排除以各种理由将非法所得分配给单位全体成员享有。

       二、单位犯罪的性质

       单位犯罪不同于个人犯罪。个人犯罪的主体是自然人，其具有辨认控制能力，能够作出意思决定，对故意或者过失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虽然不等同于个人，但也是现实的社会实体，单位决策机构及其代表人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行为，应视同为单位的行为。虽然从形式上看，单位犯罪也是由自然人实施的，但这种犯罪不仅符合单位的意志，而且是单位本身的行为。所以，不能将单位犯罪行为视为自然人犯罪行为的简单相加，而应视为单位本身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正因为如此，单位的刑事责任是单位整体的刑事责任，而不是单位内部全体成员的刑事责任。例如，对单位判处罚金时，只能从单位所有的财产中拿出一定数额的金钱缴纳给国家，而不是由单位全体成员从自己的合法收入中拿出金钱缴纳给国家。
       单位犯罪不同于共同犯罪。一个单位犯罪时，该单位是犯罪主体，就单位而言，只有一个主体，因而不同于共同犯罪；一个单位犯罪时，该单位成员并不一定是犯罪人，该单位也并不一定是非法组织，因而不同于集团犯罪。当然，单位犯罪符合共同犯罪成立条件时，成立单位共同犯罪。例如，甲单位与乙单位共同故意走私的，成立单位共同犯罪。

      第二节 单位犯罪的定罪

       一、单位犯罪的主体

       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组织其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前者是指全体股东以各自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公司；后者是指由一定人数的股东发起设立的，全部资本划分为股份，股东以所购的股份承担责任的公司。企业，是指以从事生产、流通、科技等活动为内容，以获取赢利和增加积累、创造社会财富为目的的一种营利性的社会经济组织。公司也是企业的一种，但这里的企业是指公司以外的企业。事业单位，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的组织，包括国家事业单位与集体事业单位。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不影响其作为单位犯罪主体。换言之，刑法第30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是指履行国家的领导、管理职能和保卫国家安全职能的机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等。团体，是指各种群众性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联、协会，等等。
       单位犯罪的主体，应是依法成立，拥有一定财产或者经费，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责任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单位犯罪的主体应是依法成立的组织。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而应以共同犯罪(主要是集团共同犯罪)论处。依法成立意味着单位成立的目的与宗旨合法，而且履行了规定的登记、报批手续。单位犯罪一般是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对单位犯罪一般实行双罚制，包括对单位判处罚金，这就意味着单位犯罪的主体应当拥有一定的财产或者经费。否则，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这里的财产或者经费，是单位本身所有的财产或者经费，即是超越单位成员集合利益以外的财产或者经费，而不是单位成员财产的集合。单位犯罪的主体必须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单位必须有自己的名称、机构与场所，意味着单位能以自己独立的资产对外承担责任。
       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单位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有些单位明显属于独立的单位，如XX总公司、XX制造厂、XX大学、XX厅(局)、XX工会等。有些单位也明显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XX分公司、XX分厂。这些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单位，才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有些单位没有相对独立性，如工厂的车间、国家机关中的处室、学会中的分会，等等。根据司法实践，以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所有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不能因为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没有可供执行罚金的财产，就不将其认定为单位犯罪，而按照个人犯罪处理。

       二、单位犯罪的客观要件

       单位犯罪的成立，必须符合单位犯罪的客观要件。刑法分则对各种单位犯罪都规定了客观要件，只有当单位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所规定的客观要件时，才可能成立单位犯罪。首先，任何单位犯罪都必须有行为，没有行为就不可能实施犯罪。其次，许多单位犯罪的成立，都要求发生特定的危害结果。例如，根据刑法第189条的规定，单位在票据业务中，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或者保证，造成重大损失的，才成立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最后，一些单位犯罪的成立，还必须具备特定的时间、地点、手段等条件。概言之，就纯正的单位犯罪而言，刑法分则明文规定了其客观要件；就不纯正的单位犯罪而言，刑法分则对自然人犯罪规定的客观要件，同时也是单位犯罪的客观要件。但是，要将一定的行为及其结果，认定为单位的行为及其结果，就要求该行为由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决定，并由直接责任人员实施。自然人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犯罪，既不符合单位犯罪的主体条件，也不符合单位犯罪的客观要件。
三、单位犯罪的主观要件
单位犯罪并非严格责任犯罪，而是与自然人一样，要求具有故意与过失，在有的情况下，还要求特定的目的。例如，单位成立票据诈骗罪，要求具有票据诈骗的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否则不成立票据诈骗罪。此外，单位行为不符合其他主观要件的，依然不成立单位犯罪。
       就故意、过失内容本身而言，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没有区别。刑法总则关于故意、过失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单位犯罪。但是，认定单位犯罪的故意，要求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作出了故意犯罪的决定，如单位决策机构研究决定实施走私犯罪，并具有走私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就具备了单位犯罪的故意。认定单位犯罪的过失，也要求构成过失犯罪的行为本身，是由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作出的。这并不意味着决策机构作出了过失犯罪的决定，而是指决策机构决定了构成过失犯罪的行为本身。例如，刑法第137条规定：“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只有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作出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的决定，并造成了相应的结果，才能认定为单位的过失犯罪。

      第三节 单位犯罪的处罚

       一、单位犯罪的处罚根据

       我国的旧刑法典没有规定单位犯罪，后来的单行刑法开始规定单位犯罪。新刑法鉴于单位犯罪的客观存在与预防的必要性，规定了大量的单位犯罪。处罚单位犯罪，是因为单位实施的犯罪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客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单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重于自然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例如，单位实施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社会危害性，往往重于自然人实施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社会危害性。
       处罚单位犯罪，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换言之，只有当刑法规定了单位可以成为某种犯罪的主体时，才可能将单位实施的危害性行为认定为单位犯罪。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表明，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时，只能由自然人作为犯罪主体。因此，对于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即使事实上是由所谓单位集体实施的，也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例如，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所以，对于单位实施的信用卡诈骗行为，不能认定为单位信用卡诈骗犯罪。
二、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
对于单位犯罪，原则上除了处罚单位本身外，还要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此即双罚制或两罚制。刑法第31条前段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这里分为两种情况：(1)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规定的法定刑，与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相同(参见刑法第150条)；(2)对单位判处罚金，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规定了较自然人犯罪轻的法定刑(参见刑法第386条、第387条)。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用的人员。但应当注意的是，根据我国的刑事政策以及单位犯罪的特点，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个案中，不是当然的主、从犯关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从关系不明显的，可不分主、从犯。但具体案件可以分清主、从犯，且不分清主、从犯，在同一法定刑档次、幅度内量刑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的，应当分清主、从犯，依法处罚。
       不过，也有例外情况，即有些犯罪法条表述为单位犯罪，但刑法规定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而不处罚单位本身，于是，刑法第31条后段规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即如果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规定没有规定双罚制的，就实行单罚制。从刑法的规定来看，主要有三种情况：(1)对并非为本单位谋取利益，而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私分国家资产、私分罚没财物等犯罪，不实行双罚，只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2)对单位的过失犯罪仅处罚直接责任人员，而不实行双罚(参见刑法第137条)；(3)虽然属于单位犯罪，但因处罚单位会损害无辜者的利益，因而不实行双罚，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刑法第161条对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只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因为该行为已经侵害了股东的利益，如果再对公司判处罚金，会进一步损害股东的利益。此外，涉嫌犯罪的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当根据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对实施犯罪行为的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不再追诉。

     第八章    罪数形态

      第一节 罪数的区分

       一、区分罪数的意义

       罪数，是指一个人所犯之罪的数量。区分罪数，也就是区分一罪与数罪。行为人的行为究竟是构成一罪还是成立数罪，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正确区分一罪与数罪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区分罪数，有利于准确定罪。准确定罪的含义，除了包括准确地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构成此罪还是彼罪之外，还包括准确地认定行为是构成一罪还是数罪。这三者又是密切联系的。一方面，如果没有正确区分罪数，定罪就不准确。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正确区分罪数，就会影响罪名的确定。例如，行为人以抢劫的故意持刀杀死被害人后，立即取走其财物。如果认定为一罪，就是抢劫罪；如果认定为数罪，就可能是故意杀人罪与盗窃罪。
       正确区分罪数，有利于适当量刑。刑罚以犯罪为前提，刑罚应与犯罪相适应，故对构成一罪的只能处罚一罪、对数罪应当并罚。将一罪定为数罪，常常会导致无根据地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将数罪定为一罪时，往往会导致无根据地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有正确区分罪数，才能为适当量刑提供前提条件。

       二、区分罪数的标准

       关于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通常采取犯罪构成说，即行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的就是一罪，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就是数罪，行为数次符合同一个犯罪构成的也是数罪。但在适用这一标准时，涉及对犯罪构成本身以及符合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犯罪构成是具有实质内容的，其实质内容又决定了它有特定的外延。因此，如果现实发生的事实完全属于某一犯罪构成所预定的内容，就应认为行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例如，抢劫是故意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因此，行为人故意以暴力方法强取他人财物时，就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不能认为其中的暴力行为另符合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因为抢劫罪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所预定的内容包含了以暴力方法致人伤亡。
       在判断现实所发生的犯罪事实是否完全属于某一犯罪构成所预定的内容时，既要注意分析客观行为的性质，又要考察行为人对符合客观要件的事实是否具有故意与过失。
       在认定行为是一罪还是数罪时，还要注意刑法的特殊规定。例如，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盗窃罪论处。因此，不能将这种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与信用卡诈骗罪。再如，刑法第198条规定，行为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或者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骗取保险金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理，故不能将这种行为从一重罪处罚。再如，刑法第399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同时触犯受贿罪与徇私枉法、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等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而不能实行数罪并罚。
       由此可见，区分一罪与数罪时，虽然原则上应以犯罪构成为标准，但同时也要考虑刑法的特殊规定，参照合理的司法实践经验。具体地说，在以犯罪构成标准说为基础的同时，还要综合考虑以下几点：(1)是否只对一个客体造成侵害？如果得出肯定结论，原则上就以一罪论处。例如，盗窃他人财物后又毁坏所盗财物的，或者侵占他人财物后使用诈骗方法使他人免除其返还义务的，由于实质上只侵犯了一个客体，故以一罪论处。假如得出否定结论，则可能成立数罪(还要联系其他情况考虑)。(2)行为是否具有持续性与连续性？如果得出肯定结论，原则上应以一罪论处；如果得出否定结论，就可能成立数罪。(3)对几次相同的犯罪行为能否进行一次评价？如果得出肯定结论，原则上就以一罪论处。如对于几次走私相同物品的犯罪、几次实施的相同财产犯罪等，可以进行一次评价，即累计犯罪数额作为一罪论处。倘若得出否定结论，则不能以一罪论处。如一次盗窃犯罪与一次诈骗犯罪，不能累计其犯罪数额作一罪处理。(4)对一个犯罪行为的法律评价能否包含对另一犯罪行为的法律评价？如果得出肯定结论，原则上就以一罪论处。例如，对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法律评价，能够包含对其中的故意毁坏财物(交通设施)的法律评价，故仅认定为一罪即可。如若得出否定结论，则不能以一罪论处。例如，为了杀人而盗窃枪支，并利用所盗窃枪支杀人的，不能认定为一罪。因为对故意杀人罪的法律评价，不可能包含对盗窃枪支罪的法律评价；反之亦然。再如，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然后骗取保险金的行为，仅评价为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罪，就不能包含对保险诈骗行为的法律评价；反之，仅评价为保险诈骗，就不能包含对杀人、伤害行为的评价，故应认定为数罪。(5)相关法条所规定的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是否包括了数行为？如果包括，则不能认定为数罪，而应适用升格的法定刑以一罪论处；如果不包括，则可能成立数罪。例如，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的，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的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之一，故对上述行为不得认定为数罪。反之，在非法采矿时发现珍贵文物而盗窃的，则应认定为数罪。
       一般来说，单纯的一罪与典型的数罪，是容易认定的。所谓单纯的一罪，是指行为人以一个罪过、实施一个行为，侵犯一个客体的犯罪。如行为人以一个杀人故意，开枪将一个人杀死，就是单纯的一罪：典型的数罪，是指行为人以数个罪过，实施数个行为，侵犯数个客体，而且数个行为之间没有牵连、连续等关系的数个犯罪。如行为人第一次实施了盗窃行为，第二次实施了强奸行为，没有疑问成立数罪。难以区分的是一些介于一罪与数罪之间的情况，其中主要是一些貌似数罪而实为一罪(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下面只讨论这类现象，刑法理论通常将其分为实质的一罪、法定的一罪与处断的一罪。

      第二节 实质的一罪

       一、继续犯

       继续犯，也称持续犯，是指行为从着手实行到由于某种原因终止以前，一直处于持续状态的犯罪。非法拘禁罪，被认为是典型的继续犯，即行为人从着手非，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到恢复他人人身自由为止’，其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中。继续犯具有以下特征：
       1.继续犯必须是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同时继续，而不仅仅是不法状态的继续。这是继续犯与状态犯的主要区别。状态犯是指犯罪行为结束后，其造成的不法状态仍然在持续的情形。例如，行为人窃取他人财物后，盗窃行为已经结束，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状态一直在持续，这便是状态犯。而继续犯是犯罪行为本身的持续，行为的持续也导致不法状态的持续，但不仅仅是不法状态的持续。
       2.继续犯必须是犯罪行为在一定时间内不间断地持续存在。一方面，继续犯罪的犯罪行为必须具有时间上的继续性，即在一定时间内持续，持续的时间长短不影响继续犯罪的成立，但瞬间性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继续犯。另一方面，犯罪行为必须没有间断，即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没有间断。
       3.继续犯必须是一个行为侵犯了同一具体的客体，即犯罪行为自始至终都针对同一对象，侵犯同一客体。如果数行为侵犯同一客体，或者一行为侵犯数种客体，则不是继续犯。
       4.继续犯必须出于一个罪过。一般来说，继续犯是出于一个故意，出于数个故意的行为不可能成立继续犯。
       对于继续犯，不论其持续时间长短，均应以一罪论处，因为持续性的行为是在一个罪过心理支配下实施的，并且是针对同一对象侵犯同一具体的客体，因而符合一个犯罪构成。规定继续犯的犯罪构成，也预定了该罪行为会持续一定时间，故犯罪行为的持续性包括在犯罪构成所预定的范围内。甲在实施继续犯的过程中，乙中途加人该继续犯的，成立共同犯罪。此外，根据刑法第89条的规定，对继续犯的追诉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算，这也说明对继续犯只能以一罪论处。

       二、想象竞合犯

       想象竞合犯，也称想象的数罪、观念的竞合、一行为数罪，是指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的情况。例如，行为人开一枪而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一个开枪行为同时触犯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再如，对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暴力使之受轻伤的，同时触犯了妨害公务罪与故意伤害罪。想象竞合犯具有两个基本特征：
       1.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行为。一般认为，所谓一个行为，不是从构成要件的评价上看是一个行为，而是基于自然的观察，在社会的一般观念上被认为是一个行为。
       2.    一个行为必须触犯数个罪名，即在犯罪构成的评价上，该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往往是因为该行为具有多重属性或者造成多种结果。
       对于想象竞合犯，应按行为所触犯的罪名中的一个重罪论处，而不以数罪论处。刑法分则的某些条文肯定了这一处理原则。例如，刑法第329条第1款、第2款分别规定了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与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第3款接着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如果窃取的档案是国家秘密，则同时触犯了窃取国有档案罪与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法第282条)，对此，只按其中的一个重罪定罪处罚。但是，如果认为刑法第204条第2款规定的犯罪可能包括想象竞合犯，则对该款规定的犯罪必须实行并罚。

       三、结果加重犯

       结果加重犯，亦称加重结果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一个犯罪行为(基本犯罪)，由于发生了严重结果而加重其法定刑的情况。故意伤害致死是其适例。结果加重犯具有以下特征：
       1.行为人实施了基本犯罪行为，但造成了加重结果。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加重结果不是由于基本行为造成的，则不成立结果加重犯。
       2.行为人对基本犯罪一般持故意，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首先，行为人对基本犯罪一般持故意，但也有少数情况是对基本犯罪持过失(参见刑法第132条)。其次，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如果对加重结果没有过失，则不成立结果加重犯。其中，部分结果加重犯对加重结果只能是过失，如故意伤害致死，行为人对死亡只能是过失，如果对死亡结果持故意，则成立故意杀人罪。部分结果加重犯对加重结果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如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属于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结果既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这需要根据犯罪的性质、法定刑以及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正确结论。
       3.刑法就发生的加重结果加重了法定刑。所谓加重了法定刑，是相对于基本犯罪而言，即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高于基本犯罪的法定刑。如果刑法没有加重法定刑，结果再严重也不是结果加重犯。例如，强奸妇女致其重伤的，由于刑法加重了法定刑，属于结果加重犯；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致其重伤的，因为刑法没有加重法定刑，故不是结果加重犯。
       由于刑法对结果加重犯规定了加重的法定刑，故对结果加重犯只能认定为一罪，并且根据加重的法定刑量刑，既不能以数罪论处，也不能按基本犯罪的法定刑量刑。
 

      第三节 法定的一罪

       一、结合犯

       结合犯，是指数个原本独立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分则的明文规定，结合成为另一独立的新罪的情况。结合犯具有以下特征：
       1.结合犯所结合的数罪，原本为刑法上数个独立的犯罪。所谓独立的犯罪，是指不依附于其他任何犯罪，符合独立的犯罪构成的行为。数个独立的犯罪，必须是数个不同的犯罪，而不是数个相同的犯罪。
       2.典型的结合犯是将数个原本独立的犯罪，结合成为另一个独立的新罪，用公式表示就是：甲罪+乙罪=丙罪，丙罪便是结合犯。刑法将数个独立的犯罪结合成为其中的一个罪的(如刑法规定，绑架他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仍以绑架罪论处)，也可谓结合犯。
       3.数个原本独立的犯罪被结合为另一新罪后，就失去原有的独立犯罪的意义，成为新罪的一部分。
       4.数个原本独立的犯罪结合为另一个独立新罪，是基于刑法分则的明文规定。如果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结合为新罪，则不是结合犯。而刑法之所以将数个原本独立的犯罪规定成为另一独立新罪，有的是因为原本独立的数罪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容易同时发生；有的是因为一罪是为另一罪服务的；有的是因为数罪的实施条件相同。
       对于结合犯，当然以所结合的新罪论处，即以一罪论处，而不能以数罪论处。

       二、集合犯

       集合犯，是指犯罪构成预定了数个同种类的行为的犯罪。一般认为，包括常习犯、职业犯与营业犯。犯罪构成预定具有常习性的行为人反复多次实施行为的，称为常习犯；犯罪构成预定将一定的犯罪作为职业或业务反复实施的，称为职业犯；犯罪构成预定以营利为目的反复实施一定犯罪的，称为营业犯。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常习犯。刑'法第303条所规定的“以赌博为业的”行为，属于营业犯。以赌博为业意味着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反复实施赌博行为。每次赌博行为本身并不构成独立的赌博罪，刑法将反复实施的赌博行为类型化为一个犯罪构成，故只成立一罪。刑法第336条规定的非法行医罪，可谓职业犯，即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将行医作为一种业务而反复从事行医活动。如果不是将行医作为一种业务，则不成立本罪。
       营业犯与职业犯具有相同点：首先，都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反复、多次实施犯罪行为的意思。其次，都将犯罪行为作为一种业务、职业而反复多次实施。但只要性质上是要反复、继续实施的，或者只要行为人是以反复、继续实施的意思实施犯罪活动的，其第一次实施犯罪行为时，就可能被认定为营业犯或者职业犯(如非法行医)。再次，都不要求行为人将犯罪行为作为唯一职业，行为人在具有其他职业的同时，将犯罪行为作为副业、兼业的，也不影响营业犯、职业犯的成立。最后，都不要求具有不间断性，只要行为具有反复实施的性质，即使具有间断性，也不影响对营业犯、职业犯的认定。营业犯与职业犯的关键区别，在于刑法是否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出于营利目的，要求具有营利目的的，属于营业犯；不要求具有营利目的的，属于职业犯。

      第四节 处断的一罪

       一、连续犯

       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连续犯的基本特征有：
       1.必须是行为人基于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一般来说，同一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具有数次实施同一犯罪的故意；概括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只要有条件就实施特定犯罪的故意。
       2.必须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只实施一次行为的，不可能成立连续犯。数个行为是指两个以上的行为。连续犯一般仅限于每次行为能独立构成犯罪的情形。如果连续实施同一种行为，但每次都不能独立构成犯罪，只是这些行为的总和才构成犯罪的，被认为是徐行犯。但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连续犯的数次行为，应包括数次行为都独立构成犯罪、数次行为都不独立构成犯罪、数次行为中有的独立构成犯罪有的不独立构成犯罪三种情况。例如，行为人连续诈骗，每次诈骗数额都较大的、每次诈骗都没有达到数额较大但整体上达到数额较大的、数次中有的达到数额较大有的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都可以认定为连续犯。这样来认定，一方面可以防止行为人逃避刑罚处罚，另一方面有利于正确计算追诉时效。
       3.数次行为具有连续性。是否具有连续性，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判断。既要看行为人有无连续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故意，又要通过分析客观行为的性质、对象、方式、环境、结果等来判断是否具有连续性。
       4.数次行为必须触犯同一罪名。触犯同一罪名，是指数次行为触犯同一具体罪名，而不包括触犯同类罪名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条文规定了不同的具体犯罪。因此，触犯同一条文的，不等于触犯同一罪名。
       将连续犯以一罪论处，具有法律依据。例如，刑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刑法第263条将“多次抢劫”规定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刑法第383条第2款规定：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这清楚地表明了对连续犯以一罪论处的含义。刑法第89条规定，对于连续犯的追诉期限应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也表明对连续犯应以一罪论处。

       二、吸收犯

       吸收犯，是指事实上存在数个不同的行为，其中一行为吸收其他行为，仅成立吸收行为一个罪名的犯罪。例如，行为人盗窃枪支后，私藏在家里，私藏枪支的行为被盗窃枪支的行为所吸收，仅成立盗窃枪支罪。吸收犯具有以下特征：
       1.具有数个独立的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如果只有一个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则不可能成立吸收犯。
       2.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罪名。如果数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则不可能是吸收犯，而可能是连续犯。
       3.数行为之间具有吸收关系，即前行为是后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吸收犯的吸收关系有三种情况：一是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即罪质严重的、法定刑高的犯罪行为，吸收罪质轻微的、法定刑低的犯罪行为。例如，伪造货币后又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由伪造货币罪吸收出售、运输假币罪。二是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即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了犯罪，而预备行为触犯另一罪名时，对预备行为不独立定罪，而由实行行为吸收。例如，入室抢劫的行为，其预备行为触犯了'非法侵入住宅罪，其实行行为是抢劫，故抢劫罪吸收非法侵入住宅罪。三是主行为吸收从行为，即在共同犯罪中，行为人分别起到了主要作用、次要作用与较小作用时，由起主要作用的行为吸收其他行为。例如，先教唆他人犯罪，后又帮助他人实行犯罪的，应当按教唆犯处罚。
       由于吸收犯的前后行为之间存在必经阶段与当然发展之间的关系，故只能以一罪论处，而不能认定为数罪，例如，刑法第171条第3款规定，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依照伪造货币罪定罪从重处罚。
       刑法理论中还存在“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或共罚的事后行为)的概念。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指在状态犯的场合，利用该犯罪行为的结果的行为，如果孤立地看，符合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具有可罚性，但由于被综合评价在该状态犯中，故没有必要另认定为其他犯罪。例如，行为人盗窃他人财物后又毁坏该财物的，其毁坏财物的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不另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再如，行为人侵占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后，谎称财物被盗而使被害人免除其返还财物的义务的，后一欺骗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不另成立诈骗罪。可见，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与吸收犯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但二者不是等同概念。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在成立条件与处罚原则上，也不同于想象竞合犯与后述牵连犯。   

       三、牵连犯

       一般认为，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或者原因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即在犯罪行为可分为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时，如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的罪名，便成立牵连犯；在犯罪行为可分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时，若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的罪名，也成立牵连犯。前者如，以伪造公文的方法(手段行为)骗取公私财物(目的行为)；后者如，盗窃财物(原因行为)后，为了销赃而伪造印章(结果行为)。通常认为，牵连犯具有三个特征：
       1.以实施一个犯罪为目的。如为了诈骗财物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牵连犯的本罪是一个犯罪，他罪是围绕本罪而成立的。如果行为人出于实施数个犯罪的目的实施数个行为，则不构成牵连犯。
       2.行为人必须实施了数行为，而且数行为之间存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一般认为，对于是否具有牵连关系，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认定。仅仅客观上具有牵连关系而主观上不存在牵连关系的，不宜认定为牵连犯。例如，行为人在一年前为了狩猎而盗窃了枪支，一年后为了抢劫银行而使用了该枪支。两个行为虽然在客观上有牵连关系，但主观上不存在牵连关系，故应否认牵连犯的成立。但应当注意的是，虽然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在主观上有牵连关系，但如果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不具有通常性，也不应认定为牵连犯。例如，为了抢劫银行而盗窃枪支，然后利用所盗窃枪支抢劫银行的，应认定为数罪，而不应认定为牵连犯。再如，为了冒充军人招摇撞骗而盗窃军车，然后驾驶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应当认定为数罪，而不能认定为牵连犯。
       3.在目的行为或者原因行为触犯了一个罪名的情况下，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另一个罪名。
       刑法总则没有明文规定牵连犯的概念与处罚原则，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对牵连犯应从一重处罚或者从一重从重处罚(按其中的一个重罪定罪并且从重处罚)。刑法分则对牵连犯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分则条文对大多数牵连犯的处罚没有作出明文规定，有的条文规定对牵连犯从一重处罚；有的条文规定对牵连犯从一重从重处罚；有的条文对牵连犯规定了独立的较重法定刑；有的条文规定对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目前，刑法理论对牵连犯的概念与处罚原则还没有形成一致认识。一般来说，在刑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对牵连犯实行从一重处罚的原则。

     第九章    刑罚概说

      第一节 刑罚与刑罚权

       一、刑罚的概念

       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所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最严厉的强制性法律制裁方法。
       刑罚具有下列特征：
       (一)本质上的严厉性
       刑罚的属性在于对犯罪人权益的限制或剥夺，这表明它是一种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措施。因为刑罚中的自由刑可以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生命刑还可以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资格刑、财产刑可以剥夺犯罪人的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这种严厉性正是刑罚区别于其他法律制裁方法的本质特征。
       (二)适用对象的特定性
       适用刑罚是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的，刑罚是因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当然的法律后果，是对犯罪行为所作出的否定评价。因此，刑罚处罚的对象只能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自然人或法人。犯罪人既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也是刑罚的物质承担者。刑罚既不能适用于动植物和其他非人的对象，也不能适用于违反了道德、法纪和仅有一般违法行为的人，更不能适用于与犯罪无关的无辜者。
       (三)根据的法定性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不仅犯罪需由成文刑法事先作出明文规定，而且刑罚也必须由刑法明文载于法条。这就意味着，刑法总则要对刑罚的种类作出明文规定。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制裁方法，不能以刑罚之名适用于犯罪分子。
       (四)适用主体的单一性
       刑罚适用的主体只能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任何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对犯罪人适用刑罚。

       二、刑罚权

       刑罚是惩罚犯罪的一种强制方法，由国家设定和运用这一方法的权力就是刑罚权。刑罚是刑罚权的外在表现，刑罚权则是据以确立刑罚及保证其运行的源泉。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我国刑罚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没有国家的统治权，就没有刑罚权。刑罚权体现的是国家和犯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即作为科刑主体的国家在实体上有权对作为受刑主体的犯罪人施加惩罚。这在另一方面也表明，刑罚权只能对犯罪人本人行使，如果犯罪人死亡，针对具体犯罪的刑罚权就会因为失去行使对象而消灭。
       对于刑罚权，按照权力内容构成和运行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制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
       制刑权，是指国家为适应惩治犯罪的需要，在刑事立法中创立、设置刑罚的权力。它包括确立刑罚的体系及与其相配套的刑罚制度；设定各个犯罪的法定刑；对现行立法中的刑种、法定刑以及刑罚制度进行修改、补充或者废止，使之更加完善。对刑罚的立法解释，也是制刑权的一部分。在我国行使制刑权的，只能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家行政机关以及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无权设立刑罚。
       量刑权，即刑罚裁量权。它由人民法院依法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都不具有这一权力。量刑活动要求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构成犯罪的人依法判处与之相应的刑罚；不构成犯罪的，则不得适用刑罚。对于具有免除刑罚情节的，法院也可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可见，定罪是量刑的基础，量刑是定罪的结果，定罪权与量刑权的有机组合，构成刑事审判权。
行刑权，是指执行机关对犯罪人强行执行刑罚的权力。其主要特点是：(1)行刑权的主体，必须是依法具有执行刑罚权力的机关。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同的刑种由不同的执行机关执行。大多数刑罚由监狱执行，少数由公安机关执行，有的由人民法院执行。(2)执行的范围只@是刑罚，刑事强制措施的执行不属于行刑权的范畴。(3)执行的对象，必须是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犯罪人。(4)执行的依据，必须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或者超出判决、裁定执行刑罚的行为，都是对量刑权和行刑权的否定。
       上述三项权力并非相互独立、性质不同的几种刑罚权，而是刑罚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刑罚权的整体，其中制刑权即刑罚立法的设定权是刑罚权的基础，而其他刑罚权则是制刑权的归宿。刑罚设立权属于静态立法，刑罚的作用，只有经过动态司法，即刑罚的实际运用，才能得以真正发挥。而刑罚在司法上的具体适用，要经过量刑和行刑两个彼此相互衔接而又相互独立的司法活动过程。与这些过程相对应的权力分别表现为量刑权和行刑权。而在量刑权和行刑权中，量刑权是刑罚权的核心内容。关于量刑的判决一旦生效，即应付诸执行。所以说，量刑权既是对制刑权的具体落实，又是行刑权的依据。正是由于量刑权的行使，才有可能使立法上的抽象刑罚变成现实的具体刑罚。

      第二节 刑罚的目的

       一、刑罚目的的概念

       刑罚目的，是指国家制定刑罚、适用刑罚和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
       刑罚的目的具体表现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因为刑罚是作为犯罪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因此，创制、适用和执行刑罚的目的，只能是为了预防犯罪。由于预防的对象不同，故把刑罚的目的区分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

       二、特殊预防

       所请特殊预防，是指防止犯罪人重新犯罪。特殊预防的对象只能是犯罪人，即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
在我国，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
       1.改造。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具体刑种，除了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外，其他大多数刑罚的执行都是采取强制劳动的方法。通过强制罪犯从事生产劳动，促使他们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逐步养成劳动的习惯。同时，在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刑罚执行机关还向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生产技术教育。通过教育使他们不仅学到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重返社会以后具有自谋生活的能力，而且思想上也有所悔悟。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教育和改造，多数犯罪分子能够认识到犯罪是可耻的，自己的犯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危害，受到刑罚处罚是罪有应得，因而内心受到自我谴责，下定决心弃旧图新、重新做人，不再以身试法，从而可以预防其再次犯罪。少数犯罪分子对自己的罪行虽然认识不足甚至没有认识，但他们感受到刑罚的威力，体验到服刑的痛苦，由于害怕受刑之苦而不敢再次犯罪。对于这种人，从其思想改造的程度上看是不够的，但从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来看却已达到。
       2.剥夺犯罪条件。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将犯罪人关押在特定的场所，使其与社会隔离，这就在一定时期内剥夺了其再犯罪的条件。此外，对犯罪人适用财产刑，可以剥夺其再犯罪的物质条件；对犯罪人剥夺政治权利则可以消除犯罪人利用某种权利实施犯罪的可能性。
       3.剥夺生命。对于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将他们从社会上加以淘汰，使其完全失去再犯罪的可能，这是一种#殊形式的特殊预防。它不是通过改造，而是通过剥夺生命使其不可能再犯罪。但这不是特殊预防的主要内容，改造犯罪分子成为新人，才是我国刑罚特殊预防的主要内容。

       三、一般预防

       所谓一般预防，是指防止尚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道路。
       一般预防的对象不是犯罪分子，而是没有犯罪的社会成员。这些成员包括：
       1.危险分子，即具有多次违法犯罪的历史，有犯罪危险的人；
       2.不稳定分子，即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免疫力较低，容易受犯罪诱惑或容易被犯罪分子教唆、拉拢，具有犯罪倾向的人；
       3.刑事被害人，即直接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可能对犯罪人或者其亲属实施报复的人；
       4.其他社会成员，即除上述三种人以外的广大公民。
       刑罚的一般预防贯穿于刑罚的创制、裁量和执行的全过程。立法者通过创制刑法确定法定刑，这就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犯罪与刑罚的对价表。意欲犯罪者对罪刑之间的对应关系有所了解以后，就会因为考虑到犯罪的代价过于昂贵而打消犯罪的念头。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将犯罪与刑罚紧密联系起来，不仅直接地惩罚了犯罪分子，预防其重新犯罪，而且对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也起到了警戒和抑制作用，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自投法网。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逃跑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等遇有适当的时机就可能进行危害社会的犯罪活动，人民法院通过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用具体实际的案例说明什么行为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并警告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法不可违，罪不可犯，在我们的国家里谁犯了罪都脱逃不了刑罚惩罚。这就是用刑罚的威力震慑有可能犯罪的人，促使他们及早醒悟，消除犯罪意念，不重蹈犯罪分子的覆辙，从而预防犯罪的发生。

       四、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关系

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是刑罚目的的基本内容，是预防犯罪的两种手段，二者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对其中一个方面予以侧重：(1)因刑事活动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即在刑事立法上侧重一般预防，因为此时的刑罚是静态的、一般的，它是向全社会昭示犯罪的刑罚后果，而不是针对具体犯罪和具体的犯罪人，因此，刑罚主要是为了威慑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在刑罚执行时应侧重特殊预防，因为刑罚执行的对象是具体的犯罪人，行刑的目的就是要将受刑者改造为守法公民，使之不再犯罪。在刑事审判中，则应当两个预防并重。(2)因犯罪人不同而有所侧重，即对累犯、惯犯等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犯罪分子，应侧重于特殊预防；对初犯、偶犯等再犯可能性不大的犯罪人，侧重于一般预防。(3)因犯罪种类不同而有所侧重，即对特殊、罕见的犯罪适用刑罚，要侧重于特殊预防；对常见多发性犯罪，则应侧重于一般预防。(4)在社会治安形势稳定、犯罪率较低的时期，要侧重于特殊预防；在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率较高的时期，则应侧重于一般预防。

     第十章    刑罚种类

      第一节 主刑

       主刑，是对犯罪分子独立适用的刑罚方法。
主刑只能独立适用，不能附加适用；一个罪行只能适用一个主刑，不能同时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主刑，也不能在附加刑独立适用时再适用主刑。这里分别介绍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5种主刑。
一、管制
管制，是指对犯罪分子不实行关押，交由公安机关管束和人民群众监督，限制其一定自由的刑罚方法。管制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其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罚时最高不能超过3年。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2条相关的规定，判处管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违反前述禁止令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管制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折抵刑期2曰。之所以规定羁押1日折抵刑期2日，是因为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属于剥夺自由，而管制只是限制自由。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2条第3款的规定，“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刑法第3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
       根据刑法第39条的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2.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按照执行机关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4.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5.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其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并且发给本人解除管制通知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同时宣布恢复政治权利。

       二、拘役

       拘役，是剥夺犯罪人短期人身自由，就近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
       根据刑法第42条和第69条的有关k定，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最高不得超过1年。可见，拘役的上限刑期与有期徒刑的下限刑期(6个月)相衔接。这一规定较好地体现了拘役的特点，使刑罚体系更为连贯和严密。
       拘役的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享有两项待遇：探亲；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酬。

       三、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_由，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有期徒刑是剥夺自由刑的主体，其刑罚幅度变化较大，从较轻犯罪到较重犯罪都可以适用。所以，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有期徒刑居于中心地位。
       刑法第45条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对犯罪分子所犯的一个罪一次判处的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15年，最低不能低于6个月。但是，有两种情况例外：第一，根据刑法第50条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第4条的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可减为25年有期徒刑。第二，根据刑法第69条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第10条的规定，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35年的，最高不超过20年；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25年。
       有期徒刑的刑期，刑法规定从判处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所谓“判决执行之日”，是指人民法院签发执行通知书之日。由于“先行羁押”也是剥夺人身自由，因而在计算有期徒刑的刑期时，应当予以折抵。如果被告人只是取保候审，并未剥夺人身自由，不能算做羁押。在实践中，有些罪犯在判决前曾经屡次被拘留又屡次逃跑，并继续犯罪，最后逮捕判刑的，能够折抵刑期的只是最后一次被羁押的时间，在此之前多次羁押的时间，均不能折抵刑期。
       我国刑法对有期徒刑的执行场所和执行方式有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第46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其他执行场所”，是指少年犯管教所、拘役所等。凡是被判有期徒刑的罪犯，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

       四、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终身自由，并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
       无期徒刑的法律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犯罪分子进行关押。这体现了无期徒刑作为刑罚的惩罚性。(2)剥夺犯罪分子终身自由。这就是说，罪犯如果在服刑期间没有得到减刑，将在监狱服刑终身，这体现了无期徒刑刑罚的严厉性。终身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是无期徒刑的最突出特征。(3)在内容上表现为对犯罪分子进行强制劳动改造，这体现了无期徒刑矫正、教育罪犯，使之成为社会新人的积极作用。
       根据刑法和监狱法的有关规定，被判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场所执行；凡是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根据刑法有关减刑和假释的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认罪服法，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立功表现的，可获得减刑，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如果实际执行10年以上，还可以获得假释。但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除外。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依法被减为有期徒刑，有的还得到假释。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之日起计算。

       五、死刑

       (一)死刑的概念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惩罚手段。
       (二)死刑的适用
       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所谓罪行极其严重就是通常所说的罪大恶极。罪大是指犯罪性质和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是犯罪的客观危害的体现；恶极是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是罪犯的一种主观心理，通常表现为犯罪分子蓄意实施严重罪行，丧尽良知，不思悔改，极端蔑视法制，仇视社会。作为死刑的适用对象的罪犯应当是罪大与恶极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刑法第49条规定，《刑法修正案（八）》第3条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这里的不适用死刑，既包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因为后者也属于死刑。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对“一老一小”、妇女的保护态度和人道主义精神。需要指出的是，对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以前，被告人在关押期间做人工流产的，应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能判处死刑；更不能为了判处死刑而强制怀孕的被告人做人工流产。此外，怀孕妇女因涉嫌犯罪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又因同一事实被起诉、交付审判的，应当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依法不适用死刑。对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可以适用死刑。这里的“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通常是指以暴力方法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的，不属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
       我国刑事法律对死刑的判决和核准程序作了特别规定。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三)死刑缓期执行
       1.死刑缓期执行的含义。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这就是我_刑法中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简称死缓，是死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死缓不是一个刑种，而是一个运用死刑的刑罚制度。死缓没有适用的独立性，所以刑罚体系中没有规定死缓。死缓只有在对罪犯判处死刑的前提下，才有适用的可能性，可见死刑是死缓的前提条件。凡是可以判处死刑的罪犯一般都可以适用死缓；没有规定死刑的犯罪，都不能适用死缓。死缓作为一种刑罚制度没有确定的结果，只有导致两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即经过2年以后，或者改判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执行死刑。      
死刑是我国刑罚在死刑适用方面的一个独创，具有保留死刑和限制死刑的双重功能。它既可以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保持最严厉的制裁，又给那些罪该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留了一条生路，从而大大地减少了死刑的实际适用。
       2.适用条件。根据刑法第48条规定，适用死缓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罪该处死。这是适用死缓的前提条件，它表明适用死缓的对象和适用死刑的对象均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如果罪行不应当判处死刑，就不存在适用死缓的问题。
       其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是区分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的原则界限，是适用死缓的本质条件。法律对这一条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主要靠审判机关判断。
　  3.死缓的执行场所。死缓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根据监狱法第2条的规定，在监狱内执行刑罚。
       4.死缓期满后的处理。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分子，在死缓期满后，根据刑法第50条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第4条的相关规定，有三种处理办法：
       第一，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这里所说的故意犯罪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主观上在故意的罪过心理支配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但故意犯罪的性质、种类、轻重等法律未作规定。
       第二，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重大立功表现”是指在接受教育、改造过程中，检举、揭发其他罪犯的罪行，从而破获重大案件，或者钻研技术，有发明创造。立功必须达到重大的程度，才可以减为25年有期徒刑，以保持量刑上的平衡，避免死缓罪犯减刑后比判处无期徒刑者还要轻的不合理现象。
       第三，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这是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变更的实体条件是有故意犯罪，且查证属实；变更的程序条件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4条第2款的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5.死缓期间的计算。根据刑法第51条规定，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二节 附加刑

       附加刑，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附加刑既可以附加于主刑适用，又可以独立适用。在附加适用时，可以同时适用两个以上附加刑。在独立适用时，主要是针对较轻的犯罪。根据刑法第34条和第35条的规定，附加刑有四种：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一、罚金
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
       罚金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既可适用于处刑较轻的犯罪；也可适用于处刑较重的犯罪。
       从犯罪性质上看，我国刑法中的罚金主要适用于三种犯罪：(1)经济犯罪。在我国刑法中，经济犯罪主要是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共有90多个条文，基本上都规定了罚金的独立或附加适用。(2)财产犯罪。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共有14个条文，其中9个法条规定了罚金，占条文总数的50%以上。(3)其他故意犯罪。主要是指刑法分则第六章规定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共有90余个法条，其中约50%的法条规定了罚金。此外，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第240条、第244条也规定了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根据刑法第53条的规定，罚金的缴纳分为五种情况：
       1.限期一次缴纳。主要适用于罚金数额不多或者数额虽然较多，但缴纳并不困难的情况，罪犯应在指定的期限内将罚金一次缴纳完毕。
       2.限期分期缴纳。主要适用于罚金数额较多，罪犯无力一次缴纳的情况。这样在时间上有一定伸缩余地，在金额支付上可化整为零，有利于罚金刑的执行。
       3.强制缴纳。判决缴纳罚金，指定的期限届满，罪犯有缴纳能力而拒不缴纳，人民法院强制其缴纳，强制措施包括查封、扣压、冻结等。
       4.随时追缴。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的，应当随时追缴。
       5.减少或者免除缴纳。如果罪犯遭受不能抗拒的灾祸，如地震、水灾、火灾、车祸、家庭成员死亡等，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罚金数额或者免除罚金。

       二、剥夺政治权利

       (一)剥夺政治权利的概念
       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犯罪人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权利的刑罚方法。
       根据我国刑法第54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犯罪分子下列4项权利：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二)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对象
       从刑法分则的规定看，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方式和对象都比较广泛。在适用方式上，既可以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在适用对象上，既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也包括一些较轻的犯罪。
       1.剥夺政治权利附加适用的对象。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是作为一种比较严厉的刑罚方法适用于重罪犯。根据刑法总则第56条和第57条的规定，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主要是以下三种犯罪分子：(1)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2)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所谓“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是个概括性的规定，是指出于故意而实施了相当于上列各罪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其他犯罪。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23日的批复指出：对故意伤害、盗窃等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深、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也可以依法附加剥夺政治权利。(3)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刑法规定对该类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剥夺政治权利独立适用的对象。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是作为一种不剥夺罪犯人身自由的轻刑，适用于罪行较轻、不需要判处主刑的罪犯。
       (三)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
       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除独立适用的以外，依所附加的主刑不同而有所不同。
       根据刑法第55条至第58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有定期与终身之分，具体包括四种情况：
       1.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即3个月以上2年以下。
       2.判处拘役、有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为1年以上5年以下。
       3.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4.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改为3年以上10年以下。
       根据刑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刑期的计算有以下四种情况：
       1.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其刑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并执行。
       2.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起算，同时执行。管制期满解除管制，政治权利也同时恢复。
       3.判处有期徒刑、拘役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但是，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也就是说，主刑的执行期间虽然不计入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但犯罪分子不享有政治权利。
       4.判处死刑(包括死缓)、无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期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计算。

       三、没收财产

       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
       刑法分则规定有没收财产的条文共50余个，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类犯罪：
       1.危害国家安全罪。根据刑法第113条的规定，对所有的危害国家安全罪都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2.严重的经济犯罪。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对某些严重的经济犯罪可以没收财产。例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金额200万元以上的，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严重的财产犯罪。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中，有5个条文规定适用没收财产。
       4.其他严重的刑事犯罪。例如，刑法第318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有特别严重情节的；第383条规定的贪污罪等，也规定有适用没收财产。
       我国刑法第59条对没收财产的范围进行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没收财产的范围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确定：
       1.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所谓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是指属于犯罪分子本人实际所有的财产及与他人共有财产中依法应得的份额。应当严格区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与其家属或者他人财产的界限，只有依法确定为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才能予以没收。至于没收财产是一部还是全部，应考虑对犯罪分子所处主刑的轻重，以及犯罪分子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其人身危险性大小。
       2.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抚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以维持犯罪分子个人和所抚养的家属的生活。
       3.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所谓家属所有财产，是指纯属家属个人所有的财产，如家属自己穿用的衣物、个人劳动所得财产。家属应有的财产，是指犯罪分子与家属共同所有的财产中应当属于家属的那一份财产。对于犯罪分子与他人共有的财产，属于他人所有的部分，也不得没收。
       关于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的问题，刑法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根据这一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才能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1)必须是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欠债务。包括所负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债务。(2)必须是正当的债务。非正当的债务，如赌债、高利贷超出合法利息部分的债务不在此列。(3)必须经债权人提出请求。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仅限于没收财产的范围内并按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清偿顺序偿还。

       四、驱逐出境

       驱逐出境，是强迫犯罪的外国人离开中国国(边)境的刑罚方法。

     第十一章 刑罚裁量

      第一节 量刑概述

       一、量刑概念

       量刑，即刑罚裁量，是指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依法裁量决定刑罚的一种审判活动。
       量刑作为人民法院运用刑罚的一项活动，在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从刑事司法的过程性上看，由于量刑是在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即定罪的基础上进行的一项刑事诉讼活动，同时，它又是刑罚执行的先决条件，所以，在国家刑事活动的三个环节即定罪、量刑、行刑中，量刑处于中心地位，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另一方面，从量刑活动的功能上看，量刑是使法定的罪刑关系变成实在的罪刑关系的必要要件。因为只有通过量刑，才能使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和一般预防功能切实得以发挥，进而为刑罚目的的实现奠定不可缺少的基础。量刑的偏差或者失当，都会对刑罚目的的实现造成不良影响；相反，量刑正确，就可以有效地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

       二、量刑原则

       量刑的一般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在法定刑的范围内或基础上，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刑罚或者处罚轻重的指导思想和准则。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根据这一规定，量刑的一般原则可以概括为：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
       (一)以犯罪事实为根据
       犯罪事实是量刑的客观根据，没有犯罪事实就无法确定犯罪，量刑就失去了前提。犯罪事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这里讲的犯罪事实是广义的犯罪事实。广义的犯罪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与犯罪有关的各种事实情况的总和。它既包括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也包括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因此，作为量刑根据的犯罪事实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1.(狭义的)犯罪事实。它是指犯罪构成要件的各项基本事实情况。査清犯罪事实就是要查明何人在何种心态支配之下，针对何种对象实施了危害行为，并造成了何种危害结果，侵犯了何种合法权益。另外，对于某些以“情节严重”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来说，犯罪的事实还包括犯罪情节，这种情节称为定罪情节。犯罪事实是量刑的首要根据，也是正确认定犯罪性质、分析犯罪情节和衡量犯罪社会危害程度的前提。
       2.犯罪的性质。它是指犯罪行为的法律性质，即某一危害社会的行为经由法律规定并通过审判机关确认的犯罪属性，表现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什么罪，应定什么罪名。在量刑前应当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运用犯罪构成的理论和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正确地认定犯罪性质。因为我国刑法分则对各种不同的具体犯罪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所以确定了犯罪性质就意味着选定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定刑，从而为准确量刑提供了准备。
       3.犯罪情节。刑法上的犯罪情节有两种：一种是定罪情节，即影响犯罪性质的情节，它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素。另一种是量刑情节，是指犯罪构成基本事实以外的其他影响和说明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各种事实情况。如犯罪的动机、手段、环境和条件，以及犯罪分子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后果，等等。这些事实情况虽然不影响定罪，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量刑。这主要是因为量刑情节不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也有不同，因而量刑时所判处的刑罚也必然不同。刑法正是根据不同的量刑情节，对同一犯罪规定了不同的量刑幅度。因此，量刑时在确定了犯罪性质后，必须全面掌握犯罪情节，根据不同的情节，决定在哪个量刑幅度内或者以下裁量应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
       4.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它是指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结果的程度。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是区分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刑罚、如何适用刑罚的重要根据。社会的危害程度，是由犯罪的一系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综合而成的，包括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等。因此，正确地判断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必须将犯罪的各种因素全面综合地加以考虑，防止片面地强调其中某一方面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量刑畸重畸轻、罪刑不相适应的现象。
       (二)以刑事法律为准绳
       量刑必须以刑法为准绳，是指人民法院在认定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必须按照刑, 法的有关规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刑、判什么刑、判刑轻重以及如何执行刑罚作出判处。
       依法量刑，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罪刑法定这一基本的刑法原则在量刑中的体现。量刑以刑法为准绳，主要是遵守以下规定：
       1.刑法总则中关于刑罚原则、制度、方法及其适用条件的一般规定。如对预备犯、中止犯、未成年犯罪人，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从犯、教唆犯、胁从犯的处罚原则；有关自首、立功、累犯、缓刑、数罪并罚等制度；有关从重、从轻、减轻以及免除刑罚处罚的规定。
       2.刑法分则中有关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及其量刑幅度的具体规定。刑法分则对每一具体犯罪都规定了法定刑，除极少数犯罪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外，绝大多数犯罪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定刑幅度。在对实施了不同具体犯罪的犯罪分子裁量刑罚时，必须按照刑法分则所确定的法定刑进行。在一个罪有几个法定刑幅度的情况下，应按照与具体犯罪情况相对应的量刑幅度量刑。在量刑时超越法定的刑种和量刑幅度即为违法。

      第二节 量刑情节

       一、量刑情节的概念

       量刑情节，是指由刑事法律规定或认可的定罪事实以外的，体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据以决定对犯罪人是否处刑以及处刑轻重所应当或可以考虑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

       二、量刑情节的分类

       由于量刑情节繁多，故可以根据不同标准从不同角度对量刑情节进行不同分类。以刑法有无明文规定为标准，可以分为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以情节对量刑产生的轻重性质为标准，可以将量刑情节分为从宽情节与从严情节。前者是指对犯罪人的量刑产生从宽或有利影响的情节，包括免除处罚情节、减轻处罚情节与从轻处罚情节；后者是对犯罪人的量刑产生从严或不利影响的情节，即从重处罚情节。以同一情节对量刑影响的功能多少为标准，可以将量刑情节分为单功能情节与多功能情节。前者对量刑的影响只有一种可能性，如累犯只能对量刑产生从重影响，属于单功能情节；后者对量刑的影响具有两种以上可能性，如从犯情节可能产生从轻、减轻与免除处罚的影响。
       (一)法定量刑情节
       法定量刑情节，简称法定情节，包括刑法总则规定的情节与刑法分则规定的情节。
       1.应当免除处罚的情节：没有造成损害的中止犯(第24条第2款前段)。
       2.可以免除处罚的情节：(1)犯罪较轻且自首的(第67条第1款后段)；(2)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第351条第3款)。
       3.应当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1)防卫过当(第20条第2款)；(2)避险过当(第21条第2款)；(3)胁从犯(第28条)；(4)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第68条第2款)。
       4.应当减轻处罚的情：.造成损害的中止犯(第24条第2款后段)。
       5.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在国外犯罪，巳在外国受过刑罚处罚的(第10条)。
       6.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1)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第68条第1款后段)；(2)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向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行贿行为的(第164条第3款)；(3)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第383条第1款第3项)；(4)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为的(第390条第2款)；(5)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介绍贿赂行为的(第392条第2款)。
       7.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从犯(第27条第2款)。
       8.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
       (1)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第19条)；
       (2)预备犯(第22条第2款)。
       9.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犯罪(第17条第3款)；已满75周岁的人过失犯罪（《刑法修正案（八）》第1条）。
       10.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1)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第18条第3款)；(2)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刑法修正案（八）》第1条）；(3)未遂犯(第23条第2款)；(4)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的教唆犯(第29条第2款)；(5)自首的(第67条中段)；(6)有立功表现的(第68条第1款前段)。
       11.不得判处死刑的情节：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第49条)、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未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人（《刑法修正案（八）》第3条）。
       12.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1)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第29条第1款)；(2)累犯(第65条第1款)；(3)策动、胁迫、勾弓丨、收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进行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的(第104条第2款)；(4)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刑法第103条、第104条、第105条规定之罪的(第106条)；(5)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犯叛逃罪的(第109条第2款)；(6)武装掩护走私的(第157条第1款)；(7)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玩忽职守造成破产、严重损失罪或者滥用职权造成破产、严重损失罪的(修正后的刑法第168条)；(8)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第171条第3款)；(9)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第177条之一第3款)；(10)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修正后的刑法第186条第2款)；(11)奸淫幼女的(第236条第2款)；(12)猥亵儿童的(第237条第3款)；(13)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第238条第1款)；(1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刑法第238条前3款规定之罪的(第238条第4款)；(15)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第243条第2款)；(16)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非法搜查罪或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第245条第2款)；(17)刑讯逼供或暴力逼取证言致人伤残、死亡的(第247条)；(18)虐待被监管人致人伤残、死亡的(第248条第1款)；(19)邮政工作人员私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而窃取财物的(第253条第2款)；(20)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第279条第2款)；(21)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的(第301条第2款)；(22)司法工作人员阻止证人作证、指使他人作伪证或者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第307条第3款)；(23)盗伐、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第345条第4款)；(24)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第347条第6款)；(25)缉毒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掩护、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第349条第2款)；(26)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第353条第3款)；(27)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实施毒品犯罪的(第356条)；(28)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利用本单位的条件，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第36〗条第2款)；(29)制作、复制淫秽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组织播放的(第364条第3款)；(30)向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第364条第4款)；(31)战时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的(第369条第3款)；(32)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第384条第2款)；(33)索取贿赂的(第386条)；(34)战时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的(第426条)；(35)伪造、变造海关签发的报关单等凭证和单据，并用于骗购外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1条第2款)；(36)海关、外汇管理部门以及金融机构、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与骗购外汇或者逃汇的行为人通谋、为其提供购买外汇的有关凭证或者其他便利的，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和单据而售汇、付汇的(上述决定第5条)。
       (二)酌定量刑情节
       酌定情节，又称裁判情节，是指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根据立法精神从审判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在量刑时酌情适用的情节。
       酌定情节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常见的酌定情节主要有以下几种：
       1.犯罪动机。犯罪动机不同，反映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不同。一般地说犯罪动机卑鄙恶劣的，其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性及改造的难度也大，处刑应重些。
       2.犯罪手段。犯罪手段残酷、狡猾的程度不同，反映出犯罪人是否具有犯罪的经验和对社会的仇视程度，说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也有所不同。
       3.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相同类型的犯罪，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治安情况下发生，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大不相同。比如在自然灾害时，抢劫、盗窃、抢夺救灾物资的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比平时的一般犯罪危害要大。对这些因素在量刑时必须考虑，以斟酌刑罚的轻重。
       4.犯罪侵害的对象。侵害对象的具体情况不同，其社会危害性也有差异。如挪用救灾、救济款物比挪用一般的公款危害更大。因此处刑轻重也应有所不同。
       5.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结果。作为非构成要件的损害结果的大小是量刑轻重的重要根据。这里的损害结果包括直接的、有形的结果(如对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害)和间接的、无形的损害(如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和恶劣影响等)，它们虽然对定罪没有影响，但是，其能够直接表明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因而是重要的酌定情节。例如同是侵占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有的接近数额巨大，但有的只是刚刚超过数额较大的标准，而有的则因侵占他人财物导致被害人生活困难而自杀身亡，结果的不同，显然对刑罚的轻重有重要的影响。至于通常所说的“民愤”，则可以看做是社会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的反映，在量刑时也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加以考虑。
       6.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和一贯表现。量刑的依据，主要是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但也可以参考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和一贯表现。这些情况和表现是与犯罪有关的思想和行为的表现，而不是犯罪人的个人出身情况、职业甚至政治面貌等。除法律有规定的累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等以外，上述表现和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是量刑时应当斟酌考虑的事实情况。
       7.犯罪人犯罪后的态度。除法定情节以外，行为人是否积极实施挽救行为，以防止结果的发生，是否积极退赃，是否主动赔偿损失，是否坦白交代罪行等，均能表明其悔罪程度、主观恶性如何，对此情节在量刑时应当适当加以考虑。

       三、量刑情节的适用

       1.数个量刑情节的适用。一个犯罪人可能具有数个从严情节，或具有数个从宽情节。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任意改变量刑情节所具有的功能。例如，犯罪人同时具有几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时，只能减轻处罚或者进行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而不能免除处罚。再如，犯罪人同时具有几个从重处罚的情节时，也只能是从重处罚，不能加重处罚，即不能高于法定最高刑判处刑罚。一个犯罪人也可能同时具有从宽情节与从严情节。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采取简单的折抵办法，而应考虑不同情节的地位与作用，分别适用各种量刑情节。具体做法是，先撇开量刑情节考虑应当判处的刑种与刑度，再考虑从严情节估量出刑种与刑度，然后考虑从宽情节决定刑种与刑度。
       2.多功能情节的适用。我国刑法规定的从宽情节，绝大多数属于多功能情节，其核心是从某一量刑情节所包含的多种功能中选择其中一种功能，并将其适用于具体案件的量刑。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罪行的轻重程度，罪行相当轻微的，应选择较大的从宽功能；反之，则选择较小的从宽功能。例如，不满18周岁的人犯相同的罪，甲犯罪的情节严重，应考虑从轻处罚；乙犯罪的情节轻微，应考虑减轻处罚。其次要考虑量刑情节本身的情况。例如，同样是自首，甲是犯罪后立即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全部罪行，应考虑减轻处罚；乙是犯罪后过了较长时间才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罪行，应考虑从轻处罚。最后要考虑刑法规定的顺序，如有的规定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有的则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种顺序的排列，反映了刑事立法的倾向性意图，启示审判人员首先考虑排列在前面的功能。
 

       四、累犯

       (一)累犯的概念
       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罪犯。
       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了一般累犯，第66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两种累犯在构成条件上存在着差别。
       (二)一般累犯
       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
       一般累犯的构成条件包括以下方面：
       1.罪过条件：前罪与后罪都是故意犯罪。如果前后两罪都是过失犯罪，或者前后两罪中其一是过失犯罪，则不构成累犯。刑法将过失犯罪排除在累犯之外，对累犯的主观构成要件作了严格的限制，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故意犯罪的犯罪人比过失犯罪的犯罪人具有更为严重的人身危险性和更大的主观恶性，理应受到重罚；另一方面，在我国，经常发生且对国家、社会和公民危害最大的主要是故意犯罪而非过失犯罪，因此，将累犯制度设立为防止犯罪人再犯故意之罪的法律措施，是有实际意义的。
       2.刑度条件：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换言之，构成累犯的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判处的刑罚都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如果前后各罪所判处的刑罚都低于有期徒刑，或者有一罪低于有期徒刑的，都不构成累犯。所谓“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犯罪的全部情况，最后确定其宣告刑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这里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除了有期徒刑以外，还包括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2年执行。所谓“后罪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根据后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3.时间条件：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之内。我国刑法以刑满或赦免以后5年内再犯罪作为累犯成立的时间条件，如果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期间，则不构成累犯，而应适用数罪并罚；如果后罪发生在前罪刑满或赦免5年以后，也不构成累犯。这里的“刑罚执行完毕”，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一般认为是指主刑执行完毕，不包括附加刑在内。主刑执行完毕以后5年内又犯罪的，即使附加刑还未执行完毕，也可以构成累犯。
       4.年龄条件。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的规定，不满18岁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成立累犯。这说明，累犯必须是前后两次犯罪都已满18周岁的人，而不包括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因此，第一次犯罪时行为人未满18周岁，即便第二次犯罪时行为人已满18周岁的，也不成立累犯；前后两次都不满18周岁的，当然不成立累犯。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如果在假释考验期内又犯新罪的，不构成累犯，而应在撤销假释之后，适用数罪并罚。因为假释是附条件提前释放，在假释犯撤销假释后，原判的刑罚仍须继续执行，而不是已执行完毕。如果假释犯在假释考验期满后5年内再犯新罪的，则可以构成累犯。
       (三)特别累犯的构成条件
       特别累犯，是指因犯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情形。
       特别累犯的构成条件是：
       1.前罪和后罪必须均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中的某一类犯罪，后罪也是这三类犯罪中的某一类犯罪。如果行为人实施的前后两罪都不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范畴，或者其中之一不是这三类罪中的某一类罪，就不能构成特别累犯。当然，这并不排除其构成一般累犯的可能。
       2.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判处的刑罚的种类及其轻重不受限制。即使前后两罪或者其中一罪判处管制、拘役甚至单处附加刑，也不影响特别累犯的构成。
       3.后罪可以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的任何时候，不受两罪相隔时间长短的限制。
    4.前后罪的主体不要求是已满18周岁的人。因此，在不满18周岁时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在刑罚执行完毕10年以后，再实施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可以成立特别累犯。
       (四)累犯的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第65条的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据此，对累犯裁量刑罚，确定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而不是“可以”从重处罚。“可以”是选择性规范，即适用者可以选择从重，也可以不选择从重。“应当”从重则是命令性规范，法官没有灵活选择的余地，即凡是符合累犯条件而构成累犯的，审判人员就必须对犯罪人在法定刑的幅度内处以较重的刑罚，否则就有悖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2.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这是刑法第74条明确规定的；另外，对累犯不得假释，这是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的。因为缓刑和假释的适用，都要求以犯罪人不致再危害社会为条件，而累犯则属于屡教不改，具有较大人身危险性的人。对累犯适用缓刑和假释，不利于对累犯的教育、改造，起不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更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

       五、自首

       (一)自首的概念
       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
       我国刑法设置的自首制度及其所确立的对自首犯从宽处罚的原则，对分化瓦解犯罪势力，迅速侦破刑事案件，感召犯罪分子主动投案，激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及时打击和预防犯罪起着积极的作用。根据刑法第67条规定，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两种。
       (二)一般自首
       一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
       特别自首，亦称准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一般自首的成立条件：
       1.自动投案。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于犯罪之后，被动归案之前，自行投于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候交代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的审理和裁判的行为。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自动投案须发生在尚未归案之前。所谓尚未归案，是对自动投案的时间限定。投案行为通常实行于犯罪分子犯罪之后，犯罪事实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以前；或者犯罪事实虽然已被司法机关发觉，但犯罪人尚未被查获以前；或者犯罪事实和犯罪分子均已被发觉，而司法机关尚未对犯罪分子进行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以前。没有自动投案，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检察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第二，自动投案必须有实际行动。罪行尚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但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在其身上、随身携带的物品、驾乘的交通工具等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犯罪分子因病、因伤或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件、电报、电话投案；犯罪分子在犯罪后，在被通缉、追捕的过程中，自动投案；经查实犯罪分子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去投案的途中，被公安机关逮捕的，也应视为自动投案。至于犯罪后被群众扭送归案的，或被公安机关逮捕归案的，或者在追捕过程中走投无路当场被捕的，或者经司法机关传讯、采用强制措施被动归案的，均不能认为是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1.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3.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4.因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期间，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为的；5.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
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构成自首的，因上述行为同时系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对其是否从宽、从宽幅度要适当从严掌握。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但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决定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幅度。
       第三，自动投案必须是基于犯罪分子本人的自愿意志。也就是说，犯罪分子的归案，并不是由违背犯罪分子本意的原因所造成的。
       自动投案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出于真诚悔罪，有的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有的经亲友规劝而醒悟，有的慑于法律的威严，有的潜逃在外生活无着，等等。这些动机都不影响归案行为的自动性。
       至于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送子女或亲友归案的情形，一般并非出于犯罪分子的主动，而是经家长、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无论是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分子的家长后，或者家长、监护人主动报案后，犯罪分子被送去归案的，只要犯罪人后来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一般也应按自首处理。至于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
       第四，自行投于有关机关或个人。自动投案，通常是指向有关机关投案。这些机关首先是指对犯罪负有侦查、起诉、审判职能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及其派出单位，如街道派出所、基层人民法庭等。其次是指公、检、法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以及犯罪人所属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保-卫部门或乡、村政府及其治保组织。犯罪人投案的机关，未必是对其犯罪具有刑事管辖权的机关或与自己有关的机关、单位、组织等。
       犯罪分子犯罪后，也可以向某些个人投案。也就是说，犯罪分子于犯罪之后，投于肯定会把自己的犯罪事实告知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单位的人，也应属于自动投案。这些“个人”主要是指非在执行职务之中的司法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是向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投案，则属于向其所属的机关、单位投案。此外，接受投案的“个人”也可以指某些非国家工作人员，如村长、治保主任等。
       犯罪人投案于有关机关或个人，并不限于必须到有关机关去或者直接投向有关个人。犯罪分子因病、因伤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件、电报、电话投案的，也应允许。
       第五，承认自己所犯的特定之罪。投案人不能空泛地承认自己犯罪，还要求其必须承认自己实施了特定犯罪事实，或者承认某一犯罪是自己所为。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其进一步交代犯罪的具体情况，因为详细供述犯罪事实已是投案之后要实施的行为。
       投案人必须承认下列事实：在犯罪事实已经发生但尚未被发现的情况下，只要承认自己实施了何种犯罪即可；在犯罪事实虽已被发现，但尚未查清犯罪人是谁的情况下，只要承认某犯罪是自己所为即可；在犯罪事实和犯罪人均已被发觉，但犯罪人尚未归案的条件下，只要承认自己皇某一特定犯罪的行为人即可。
       第六，必须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并等待交代犯罪事实。换言之，犯罪人必须将人身自由权利向行交由有关机关或者个人支配，向愿服从其管理，并在此基础上，等候向有关机关的办案人员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犯罪人匿名将赃物送回司法机关或者物主处，或者用电话、书信向司法机关报案或指出赃物所在。这类行为并没有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因而不能成立自首。但是，这种主动交出赃物的行为，也是悔罪的一种表现，在处理时可以考虑适当从宽。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没有自动投案，但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也成立自首。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分子自动投案以后，只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才能足以证明其具有真诚悔罪的表现。所以，能否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一，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指的是主要犯罪事实，而不是指犯罪的全部事实细节。所谓主要犯罪事实，也就是足以证明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基本事实。如果犯罪人在供述罪行的过程中推诿责任，保全自己，意图逃避制裁；大包大揽，庇护同伙，意图包揽罪责；歪曲罪质、隐瞒情节，企图蒙混过关；掩盖真相，避重就轻，试图减轻罪责，等等，都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能成立自首。当然，交代犯罪事实时，只要犯罪人对自己犯罪事实的认识和表述与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基本相一致即可，而并非要求完全一致。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时虽然没有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但在司法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之前主动交代的，应认定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第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除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外，还应包括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前科等情况。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身份等情况与真实情况虽有差别，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等情况，影响对其定罪量刑的，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第三，犯罪嫌疑人多次实施同种罪行的，应当综合考虑已交代的犯罪事实与未交代的犯罪事实的危害程度，决定是否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虽然投案后没有交代全部犯罪事实，但如实交代的犯罪情节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或者如实交代的犯罪数额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一般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无法区分已交代的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或者已交代的犯罪数额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相当，一般不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此外，犯罪人供述自己罪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
       (三)特别自首的成立条件
       根据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特别自首的成立条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特别自首的主体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这里的强制措施是指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等措施。所谓正在服刑的罪犯，是指已经人民法院判决，正在被执行所判刑罚的人。只有上述三种人，才能构成特别自首的主体。   
       2.必须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这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所供述的必须是本人已经实施但司法机关还不知道、不了解或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二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供述的罪行在犯罪性质或者罪名上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罪行不同。至于某种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如因受贿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又交代因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应认定为同种罪行。
       (四)自首的处罚
       各国刑法对自首从宽的规定有所不同，有的采取相对从宽处罚原则，有的采取绝对从宽处罚原则。我国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可见，我国采取了相对从宽处罚的原则。

       六、坦白

    （一）坦白的概念、处理

所谓坦白，是指犯罪分子被动归案之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
对有坦白情节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二）坦白与自首的界限
坦白和自首均属于犯罪人犯罪后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态度范畴。自首和坦白存在以下相同之处：均以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在归案后犯罪人都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两者都要求犯罪人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两者都是从宽处罚情节。
但是，也必须看到，自首与坦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自首是犯罪人自动投案之后，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的行为，这表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坦白是犯罪人被动归案之后，如实交代自己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与自首犯比相对较重，因此，《刑法修正案（八）》第8条规定，对坦白，可以从轻处罚。只有在因罪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才可以减轻处罚。

七、立功

       立功，是指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的行为。
       刑法第68条第1款规定了立功的两种形式：(1)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的。犯罪分子被羁押或者归案后，不仅如实地交代自己的犯罪，而且还主动地揭发其他人的犯罪行为，包括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以外的其他犯罪行为。这种揭发必须经司法机关查证属实。如果经过查证，发现其揭发的情况不是事实，或者无法证实，或者不属于犯罪行为，则这种揭发不是立功。(2)犯罪分子提供重要线索，使侦查机关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应是指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重要犯罪线索，即能够证明犯罪的重要事实、犯罪人或者有关证人等。提供的重要线索必须是实事求是的，司法机关能够据此查明犯罪，侦破案件。如果经过侦查，发现提供的线索不实，或者无法证明发生过犯罪，或者不属于犯罪行为的，就不应当认为是立功。
       对于立功的表现形式，立法上采取了列举和概括式相结合的立法方法。根据立法的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下列情形也属于立功：(1)犯罪分子阻止他人的犯罪活动的。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羁押场所，或者在监狱里。犯罪分子为制止他人的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维护劳动改造场所的秩序，承担了一定的风险，这是以实际行动证实其有悔改的诚意，所以应属立功表现。(2)犯罪分子协助司法机关缉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这种协助可以是多种方式，如为司法机关指认、辨认犯罪嫌疑人的，带领司法人员去犯罪嫌疑人住处、隐匿处抓捕犯罪嫌疑人，协助司法人员堵截、诱捕犯罪嫌疑人，等等。(3)犯罪分子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如有重要的发明创造，对提高生产、促进建设有利；积极抢险救灾，减少或防止了国家损失，保护了他人的安全，等等。
       根据刑法第68条的规定，对于有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应按以下不同情形分别予以从宽处罚：(1)犯罪分子有一般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犯罪分子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里所说的“重大立功”，是指经犯罪分子揭发并查证属实的他人罪行属于重大罪行；犯罪分子提供重要线索并据以侦破了重大案件，等等。“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重大罪行”的标准，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等情况。

      第三节 量刑制度

       一、数罪并罚制度

       (一)数罪并罚的概念
数罪并罚，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行为人在法定时间界限内所犯数罪分别定罪量刑后，按照法定的并罚原则及刑期计算方法决定其应执行的刑罚的制度。
       (二)数罪并罚的原则
       所谓数罪并罚的原则，是指对一人所犯数罪合并处罚所依据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对数罪如何实行并罚。各国刑法基于不同的刑事政策规定了不同的数罪并罚原则，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并科原则。并科原则，是指将一人所犯数罪分别宣告的各罪刑罚绝对相加、合并执行的合并处罚原则。
       并科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报应论刑罚思想的产物，形似公允且持之有故，但该原则实际弊端很多，既难以执行，又使刑罚显得过于严酷，有悖于现代法制国家刑罚制度的基本精神。因此，世界上单纯采纳并科原则的国家并不多见。
       2.吸收原则。吸收原则，是指在对数罪分别宣告的刑罚中，选择其中最重的刑罚为执行的刑罚，其佘较轻的刑罚被最重的刑罚所吸收，不予执行的合并处罚原则。
       吸收原则虽然对于死刑、无期徒刑等刑种的并罚较为适宜，且适用颇为便利，但若普遍采用，即适用于其他刑种(如有期徒刑、财产刑等)，则弊端较为明显。
       3.限制加重原则。限制加重原则，是指以一人所犯数罪中法定(应当判处)或已被判处的最重刑罚为基础，再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对其予以加重作为执行并罚的合并处罚原则。
       限制加重原则的特点是：克服了并科原则和吸收原则或失之过于严酷且不便于具体适用，或失之过于宽泛而不足以惩罚犯罪的弊端；既使得数罪并罚制度贯彻了有罪必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又采取了较为灵活、合乎情理的合并处理方式。
       我国刑法在第69条从总体上确立了限制加重原则，同时兼顾考虑了并科原则和吸收原则，具体来说：
       第一，对判决宣告的数个主刑为有期自由刑、拘役或管制的，采取限制加重原则。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本身都有一定的期限，因此，在数刑的综合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如果总和刑期过高，决定执行的刑罚就可能过长，因而我国刑法对最高刑期加以限制，即管制最高不能超过3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1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35年的，最高不能超过20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25年。例如，某甲先后犯有抢劫、故意伤害、集资诈骗等罪行，分别被判处15年、12年、13年有期徒刑，三个罪的总和刑期为40年，数刑中最高刑为15年，本来可以在15年以上40年以下的范围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因有期徒刑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最高不得超过25年，所以，只能在15年以上25年以下的幅度内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第二，对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采取吸收原则。数罪中宣告几个死刑或最重刑为死刑的，仅应决定执行一个死刑，而不得决定执行二个以上的死刑或其他主刑。因为，死刑是剥夺生命的刑罚，生命对于一个人只有一次，既然已经执行了死刑，其他刑罚如徒刑、拘役、管制等就不可能再执行。如果在其他主刑执行完毕后再执行死刑，又有悖于我国刑罚的目的，也不利于及时打击危害特别严重的犯罪。数罪中宣告几个无期徒刑或最重为无期徒刑的，执行一个无期徒刑，不执行其他刑罚。因为无期徒刑是剥夺终身自由的刑罚。一个人的终身自由被剥夺后事实上已不可能再执行其他刑罚。同时，作为数罪并罚的原则，也不允许将两个无期徒刑合并升格为死刑。因为无期徒刑是剥夺自由的刑罚，死刑是剥夺生命的刑罚，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第三，对判有附加刑的，一般采取并科原则，附加刑仍须执行。数罪中主刑不论执行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因为附加刑与主刑的性质不同，不妨碍并科。
       (三)数罪并罚的适用‘根据刑法第69条、第70条、第71条的规定，适用数罪并罚有以下三种情况：
       1.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并罚。刑法第69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
       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3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1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35年的，最高不能超过20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25年。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
       必须注意，如果判决宣告以前发现的数罪为同种数罪时，是否应当并罚？对此，立法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一般的见解是，对于判决宣告以前发现的同种数罪，原则上无须并罚，只要在特定犯罪的法定刑范围内作为一罪从重处罚即可以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但是，当特定犯罪的法定刑过轻，且非并罚即难以使处罚结果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符合时，在法律未明文禁止时，也可以有限制地对同种数罪实行并罚。
       2.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的并罚。刑法第70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处，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依照该条规定，对新发现的漏罪的合并处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必须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且漏罪是指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实施的并未被判决的罪。其中，“判决宣告以后”，具体是指判决业已宣告并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如果漏罪被发现的时间不是在判决宣告以后至刑罚执行完毕以前的期限内，而是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或者所发现的罪行不是在判决宣告之前实施的，而是在刑罚执行期间实施的，则不得适用第70条进行合并处罚。
       (2)对于新发现的漏罪，不论与前罪的性质是否相同，也即无论是异种数罪还是同种数罪，都应当单独作出判处。
       (3)应当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即前罪所判处的刑罚与漏罪所判处的刑罚，按照相应的数罪并罚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
       (4)在计算刑期时，应当将已经执行的刑期，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之内，也就是说，前一判决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从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合并而决定执行的刑期中扣除。这种刑期计算方法，称为“先并后减”。例如，某甲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在刑罚执行5年以后，发现他在判决宣告以前，还犯有受贿罪没有处理。这时应当对新发现的受贿罪作出判决，如果可判处有期徒刑7年，则应在12年以上19年以下决定执行的刑期。假设决定执行的刑期为16年，应将已经执行的5年计算在16年之内。也就是说，某甲只需再执行11年刑期就届满。
       3.判决宣告后又犯新罪的并罚。刑法第71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处，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依照该条规定，对判决宣告后又犯新罪的合并处罚具有以下特点：
       (1)必须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新罪，即在刑罚执行期间犯罪分子又实施了新的犯罪。其中，“判决宣告以后”具体应指判决已经宣告并发生法律效力之后。
       (2)对于犯罪分子所实施的新罪，不论与前罪的性质是否相同，也即无论是异种数罪还是同种数罪，都应当单独作出判决。
       (3)应当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规定的相应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也就是说，首先应从前罪判决决定执行的刑罚中减去已经执行的刑罚，然后将前罪未执行的刑罚与后罪所判处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此种计算刑期的方法称为“先减后并”。例如，某甲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在服刑5年后，又犯了强奸罪，应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裁量刑罚时要将某甲抢劫罪没有执行完毕的刑罚7年有期徒刑同强奸罪所判的刑罚8年有期徒刑合并，总和刑期是15年，并罚时应在8年以上15年以下决定应执行的刑期。假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由于前罪刑罚已执行5年不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内，因此，该罪犯实际上可能会被执行有期徒刑17年。
       对新罪的“先减后并法”与发现漏罪的“先并后减法”有重大的区别，具体表现在：采用“先减后并法”的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不思悔改，继续作恶，又犯新罪，表明其难以改造，人身危险性较大，所以对其应当贯彻从严惩处的精神，这就导致了其决定执行刑期的最低期限高，而且实际执行的刑期有的可能超过法定的数罪并罚最高期限。例如，甲犯有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刑罚执行8年后，在监狱里又犯故意伤害罪，应判15年有期徒刑，按数罪并罚的“先减后并法”应当在15年以上19年以下决定执行的刑期，假设决定执行18年，那么，犯罪分子实际总共被执行的刑期是26年，超过了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35年的，最高不能超过20年的规定。而采用“先并后减法”时的考虑重点则有所不同：司法机关尽管在对犯罪分子执行刑罚期间发现其有漏罪，犯罪人也试图隐瞒部分犯罪，但是漏罪毕竟是既往的犯罪事实，属于“旧账”，所以对前罪判决宣告前发生的犯罪的处理应当贯彻相对从宽的刑事政策，那么，犯罪分子实际被执行的刑期与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时所应受到的处罚并无差别。

       二、缓刑制度

       (一)缓刑的概念
       在我国，缓刑是指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如果暂缓执行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就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刑罚的执行；在考验期内，如果遵守一定条件，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一项制度。简言之，缓刑是有条件地不执行所判决的刑罚’。其特点是：既判处一定刑罚，又暂不执行，但在一定期间保留执行的可能性。缓刑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种。从裁量是否执行所判刑罚的意义上说，缓刑是一种量刑制度；从刑罚执行的意义上说，缓刑也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缓刑不同于死刑缓期执行。二者虽然都是有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都不是独立的刑种，但在适用对象、执行方法、考验期限和法律后果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缓刑适用于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死缓适用于应当判处死刑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人。(2)对于宣告缓刑的犯罪人不予关押；对于宣告死缓的犯罪人必须予以监禁，并强迫劳动改造，以观后效。(3)缓刑依所判处的刑种与刑期不同而有不同的法定考验期限；死缓的考验期为2年。(4)缓刑的后果要么是原判刑罚不再执行，要么是执行原判刑罚乃至数罪并罚；死缓的后果根据情况既可能是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也可能是执行死刑。
       缓刑与对军人的“战时缓刑”具有区別。刑法第449条规定：在战时，对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不难看出，战时缓刑虽然可谓一种特殊缓刑，但实际上是刑事责任消灭的一种特殊方式。缓刑与战时缓刑在适用的时间、适用的对象、适用的条件、考验的内容、法律后果等方面存在相当明显的区别。
 
(二)缓刑的适用条件
根据刑法第72条、第74条、《刑法修正案（八）》第11条的规定，适用缓刑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犯罪情节较轻。这里的犯罪情节，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既包括客观方面的情节，也包括主观方面的情节；既包括案中情节，也包括案外情节。总的来说，情节较轻的，才能适用缓刑。判断犯罪情节轻重，以犯罪人是否应当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考察指标。(1)这里所说的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就宣告刑而言，而不是指法定刑；即使法定最低刑高于3年有期徒刑，但因具有减轻处罚情节而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也可能适用缓刑；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所判处的刑罚高于3年有期徒刑，就不能适用缓刑。(2)对被判处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的，不能适用缓刑。因为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都不存在剥夺人身自由的问题，适用缓刑没有实际意义。(3)如果一人犯数罪，实行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也可以适用缓刑。
       2.有悔罪表现，即犯罪后有悔恨自己罪行的表现，如犯罪后积极退赃，在羁押期间遵守监管法规、坦白交代罪行，在审判过程中深挖犯罪的思想根源，等等。
3.无再犯可能性。对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并不是都可以适用缓刑。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是，暂不执行所判刑罚，犯罪人也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
4. 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罪犯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重新开始社会生活。
不满18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75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此外，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因为累犯是在执行一定刑罚之后再次犯罪，说明其人身危险性严重，难以改造；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是共同犯罪的积极推动者，对上述两种人如果不执行所判处的刑罚，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更大，故对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能适用缓刑。
       (三)缓刑的考验期限与考察
       缓刑的考验期限，是指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人进行考察的一定期间。缓刑是对所判处的刑罚有条件的不执行，为了考验犯罪人是否遵守这种条件，就要在决定缓刑的同时，确定一个对犯罪人进行考验的期限，这便是缓刑的考验期限。
       根据刑法第73条的规定，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1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2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5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1年。可见，缓刑考验期限不得短于原判刑期，可以等于或者长于原判刑期。(1)拘役的考验期限最低不能少于2个月，最长不得超过1年，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最低不能少于1年，最高不能超过5年，在此范围内，缓刑考验期限等于或者长于原判刑期。(2)必须注意原判刑期与缓刑考验期限的比例关系，一般来说，考验期限应适当长于原判刑期。例如，对于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宣告缓刑考验期限为5年，对于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宣告缓刑考验期限为3年，虽然也是合法的，但不太合适。(3)缓刑的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判决确定以前先行羁押的，不能折抵考验期限。因为缓刑考验期限不是刑罚执行期限；规定考验期限是为了考察犯罪人在此期限内是否遵守一定条件，如果将羁押日期折抵考验期限，就失去了规定考验期限的意义；先前的羁押期实际上也是人民法院考察犯罪人有无悔罪表现，从而决定是否宣告缓刑的日期，不能折抵考验期限。
       给宣告缓刑的犯罪人规定一定的考验期限，是为了对他进行考察；没有必要的考察，缓刑就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刑法修正案（八）》第13条的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
       根据刑法第75条的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2)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3)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4)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此外，根据刑法第72条第2款的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人，如果被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行。这说明，缓刑的效力不及于附加刑。
       (四)缓刑考验期满与缓刑撤销
缓刑考验期满，是指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内，没有再犯新罪，没有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没有情节严重的违反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并且经过了考验期限。根据刑法第76条的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人，如果没有上述三种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是指原判决的有罪宣告仍然有效，原判的刑罚也没有错误，但由于犯罪人在考验期内符合法定条件，原判决所宣告的刑罚不再执行。
       缓刑的撤销，是指由于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内，没有遵守法定条件，而将原判决宣告的缓刑予以撤销，使犯罪人执行原判刑罚。缓刑的撤销包括两种情况：
       1.被宣告缓刑的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将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如果原判决宣告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日期应当折抵刑期。需要说明的是，只要是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即使经过了缓刑考验期限后才发现新罪，也应当撤销缓刑。
       2. 《刑法修正案（八）》第14条的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第十二章 刑罚执行

      第一节 减刑制度

       一、减刑的概念

       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适当减轻原判刑罚的制度。如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在执行期间确有立功表现，将无期徒刑减为15年有期徒刑；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将8年有期徒刑减为7年有期徒刑。
       根据刑法第78条的规定，减刑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可以减刑，即具备一定条件时，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减刑。二是应当减刑，即有重大立功表现时，人民法院应当减刑。从减刑的方法与效果来看，减刑也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这是刑种的变更；二是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刑期减少，不能变更刑种。
       减刑不同于改判。改判是指原判决有错误，撤销原判决而重新作出判决；改判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减刑并不改变原判决，而是在肯定原判决的基础上，基于法定原因将原判决的刑罚予以减轻。减刑与减轻处罚的区别则更为明显。

       二、减刑的条件

       具备一定条件才能减刑。根据刑法第78条的规定，减刑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一)前提条件
       只能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减刑。这是可以减刑与应当减刑的共同前提条件。这里只有刑种的限制，没有刑期的限制，没有犯罪性质的限制。首先，对于死缓依法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虽然实质上减轻了刑罚，但不是刑法第78条规定的减刑。其次，附加刑的减轻也不是刑法第78条规定的减刑。例如，在死刑缓期执行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时候，应当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改为3年以上10年以下。这种附加刑的减轻，与刑法第78条规定的减刑在适用对象、适用条件、适用后果等方面都存在区别。最后，被宣告缓刑的犯罪人，如果在缓刑考验期内确有突出悔改或立功表现的，可以参照刑法第78条的规定，对原判刑罚予以减刑，同时相应地缩短其缓刑考验期限。对缓刑考验期限的缩短，虽然不是刑法第78条规定的减刑，但缩短缓刑考验期限的前提是对原判刑罚予以减刑。
       (二)实质条件
       1.可以减刑的实质条件是，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具体地说，在下列两种情形下，可以减刑：(1)犯罪人在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管法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四个方面的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2)有立功表现的。“立功表现”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检举、揭发监内外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的；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的；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积极的；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事迹的。
       2.应当减刑的实质条件是，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根据刑法第78条的规定，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1)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2)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3)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4)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5)在抗御肖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6)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三、减刑的限度与幅度
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便可以或者应当减刑。但是，减刑得有一定限度。如果减得过多，则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有损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如果减得过少，就难以对犯罪人的政造起鼓励作用，也失去了减刑制度的意义。《刑法修正案（八）》第15条的规定：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1/2；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13年。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的，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25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20年。

       四、减刑的程序与减刑后的刑期计算

       为了保证减刑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避免减刑制度的错用与滥用，维护刑法与判决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刑法第79条特别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这里有两个关键程序：第一，减刑必须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在没有执行机关的减刑建议书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减刑；执行机关本身也不能直接减刑。第二，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裁定减刑；裁定减刑时，理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减刑后的刑期计算方法，因原判刑罚的种类不同而有所区别：对于原判刑罚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减刑后的刑期应从原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原判刑期已经执行的部分时间，应计算到减刑后的刑期以内。对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有期徒刑的刑期从裁定减刑之日起计算；已经执行的刑期以及判决宣告以前先行羁押的日期，不得计算在裁定减刑后的有期徒刑的刑期以内。对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以后再次减刑的，其刑期的计算，则应按照有期徒刑减刑的方法计算。对于曾被依法适用减刑，后因原判决有误，经再审后改判的，原来的减刑仍然有效，所减刑期，应从改判后的刑期中扣除。

      第二节 假释制度

       一、假释的概念

       假释，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部分犯罪人，在执行一定刑罚之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附条件，是指被假释的犯罪人，如果遵守一定条件，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如果没有遵守一定条件，就收监执行原判刑罚乃至数罪并罚。
       假释是追求积极的刑罚效果而采取的处理手段，但不同于暂予监外执行。假释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人，暂予监外执行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的犯罪人；假释适用于执行了一定刑期、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人，暂予监外执行适用于因法定特殊情况不宜在监内执行的犯罪人；假释后如果没有遵守法定条件，余刑仍需执行，所经过的考验期不计入原判刑期之内，暂予监外执行的期间，均计入原判刑罚之内。
       假释是对自新向善而有悔改表现的受刑人的一种奖赏，但不同于减刑。假释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减刑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假释只能适用一次，减刑可以适用多次；假释有考验期，如果再犯罪或有其他法定理由，就撤销假释，减刑没有考验期，减刑后不存在撤销的问题；假释的直接结果是提前释放犯罪人，减刑的直接结果只是减轻原判刑罚。

       二、假释的适用条件

       适用假释得当，就有利于发挥假释制度的积极功能；而适用假释得当与否，取决于是否遵守了刑法规定的假释条件。根据刑法第81条（《刑法修正案（八）》第16条）的规定，适用假释的条件如下：
       (一)前提条件
       假释只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因此，对被判处其他刑罚的犯罪人，不得假释。判处管制的，因为并没有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不存在假释问题；被判处拘役的，由于刑期很短，适用假释没有实际意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也不存在假释问题；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不能直接适用假释，只有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具备适用假释条件的，才可以假释。
       (二)执行刑期条件
       假释只适用于已经执行一部分刑罚的犯罪人9这一方面是因为只有经过一定的服刑期，才能判断犯罪人是否具有悔改表现；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滥用假释，避免引起刑罚执行的混乱，避免损害刑罚的严肃性与人民法院判决的稳定性。根据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人，执行原判刑期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实际执行10年以上，才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这里的“特殊情况”，是指国家政治、国防、外交等方面特殊需要的情况。
       (三)实质条件
       假释只适用于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提前释放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人。这是适用假释的一个最重要条件。认真遵守监规，是指一贯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遵守监狱管理规范；接受教育改造，是指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劳动任务；确有悔改表现，是指确实认罪服法、悔罪自新。假释不以立功为条件，根据监狱法的有关规定，如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假释。提前释放后不致危害社会，是指如果适用假释提前释放犯罪人后，犯罪人不致再实施危害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或者是老年、身体有残疾(不含自伤致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情形。
       (四)消极条件
       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不得假释。首先，不管对累犯所判处的是什么刑种与刑期，对累犯不得假释。这是因为累犯是已经执行过刑罚又犯罪的，从其人身危险性来看，适用假释难以预防其再次犯罪。其次，对实施了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并且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不得假释。“暴力性犯罪”除了上述列举的几种犯罪外，还包括其他对人身行使有形力的犯罪，如伤害、武装叛乱、武装暴乱、劫持航空器等罪。如果犯罪人所实施的不是暴力性犯罪，或者虽然是暴力性犯罪但所判处的刑罚低于10年有期徒刑的，仍然可以假释。所以，只是对严重暴力性犯罪不适用假释。刑法这样规定，是考虑到上述严重暴力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严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严重，适用假释不利于防止其再次犯罪。最后，对于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暴力性犯罪人，即使减刑后其刑期低于10年有期徒刑，也不得假释。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16条第3款的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此外，根据刑法第82条的规定，对于犯罪人假释的，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符合假释条件的，裁定予以假释。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

       三、假释的考验期限与假释的撒销

假释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所附条件是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内应当遵守一定条件。这里的一定期限就是假释的考验期限。考验期限如果过短，就起不到假释的作用；如果过长，也不利于犯罪人的改造。所以，刑法规定了与原判刑罚轻重相适应的考验期，即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10年。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计算。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17条的规定：“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公开予以宣告。”被假释的犯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2)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3)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4)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被假释的犯罪人，如果在假释考验期限内，遵守一定条件，没有再犯新罪，没有发现判决宣告以前的漏罪，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公开予以宣告。
       由于假释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因此，如果被假释的犯罪人在考验期限内没有遵守一定的条件或出现了不符合条件的事实，就应当撤销假释。根据刑法第86条（《刑法修正案（八）》第18条）的规定，假释的撤销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被假释的犯罪人，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的，应当撤销假释，按照刑法第71条规定的先减后并的方法实行并罚。假释后所经过的考验期，不得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之内。需要说明的是，只要是在假释考验期内犯新罪，即使经过了假释考验期限后才发现新罪，也应当撤销假释，按照先减后并的方法实行并罚。
       2.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人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假释，按照刑法第70条规定的先并后减的方法实行并罚，已经执行的刑期，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但假释后所经过的考验期，不得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假释考验期满后，才发现被假释的犯罪人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不能撤销假释，只能对新发现的犯罪另行侦查、起诉、审判，不得与前罪的刑罚并罚。
       3.被假释的犯罪人，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数罪并罚的问题。

     第十三章 刑罚消灭

       一、刑罚消灭的概念

       刑罚消灭，是指由于法定的或事实的原因，致使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不能对犯罪人行使具体的刑罚权。
       刑罚消灭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因为刑罚消灭以应当适用刑罚或者正在执行刑罚为前提，而应当适用刑罚或者正在执行刑罚以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故刑罚消灭事实上以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在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不存在刑罚消灭的问题。
       刑罚消灭意味着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不能对犯罪人行使具体的刑罚权。如前所述，刑罚权包括制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就制刑权而言，只能由立法机关行使，司法机关不能代表立法机关行使，故刑罚消灭并不影响国家的制刑权，只是使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不能对犯罪人行使量刑权与行刑权。具体地说，在行为构成犯罪应当适用刑罚但已超过追诉期限等情况下，刑罚消灭意味着量刑权消灭，行刑权也随之消灭；在被告人死亡等情况下，刑罚消灭意味着量刑权消灭，行刑权也随之丧失；在已经适用刑罚但国家宣告特赦等情况下，刑罚消灭意味着行刑权消灭。
       刑罚消灭必须基于一定的事由。其中，有些主要是由于法律的规定而导致刑罚消灭，如超过追诉时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司法机关事实上可能行使刑罚权，但法律规定不得行使刑罚权。有些主要是曲于特定事实的出现而导致刑罚消灭，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在后一种情况下，虽然也有法律规定(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5条)，但即使没有法律的规定，司法机关事实上也难以行使刑罚权。

       二、刑罚消灭的事由

       刑罚消灭的事由，分为在判决确定前使观念的刑罚权消灭的事由与在判决确定后使现实的刑罚权消灭的事由，其中有些事由兼有双重事由的性质。概括起来，刑罚消灭的事由有：(1)超过追诉时效的；(2)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3)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冋告诉的；(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5)其他法定事由。
       对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如果原告人没有告诉或者告诉后在判决确定以前撤回告诉的，导致刑罚消灭。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后，司法机关难以行使刑罚权，也导致刑罚消灭。其他法定事由，如被判处罚金的犯罪人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而免除缴纳罚金，此即罚金执行权消灭。一般认为，刑罚执行完毕、缓刑考验期满、假释考验期满也是刑罚消灭事由。不过，它与上面所列举的几种刑罚消灭事由具有性质上的区别。下面仅探讨时效与赦免两种刑罚消灭事由。

      第二节 时效

       一、时效概述

       时效分为追诉时效与行刑时效。
       追诉时效，是刑法规定的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在此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超过了此期限，司法机关就不能再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超过追诉时效，意味着不能行使量刑权与行刑权，因而导致刑罚消灭。
       我国刑法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规定追诉时效制度显然不是故意放纵犯罪，而是为了有效地实现刑法的目的。规定追诉时效制度体现了刑罚目的，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政策，有利于司法机关集中精力惩治现行犯罪活动，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行刑时效，是指刑法规定的，对被判处刑罚的人执行刑罚的有效期限；在此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执行刑罚；超过了此期限，司法机关就不能执行刑罚。因此，超过行刑时效，意味着在作出了罪刑宣告后也不能行使行刑权。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行刑时效。一般认为，判处刑罚而没有执行的原因主要是，战争或者重大自然灾害，司法机关的疏漏，罪犯的脱逃。但前两种情况没有出现过，后一种情况不能成为刑罚消灭的正当理由。

       二、追诉时效的期限 、

       根据刑法第87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1)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2)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3)法定最嵩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4)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期限有两个方面的根据：一方面，追诉时效的期限长短，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刑罚的轻重相适应。即社会危害程度低、刑罚轻的，追诉时效期限就短；反之，社会危害程度高、刑罚重的，追诉时效期限就长。可以认为，这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追诉期限上的体现。另一方面，刑法充分估计到行为人犯罪后隐匿、逃避的时间，使得犯罪人利用时效制度逃避法律制裁的可能性相当小。
       追诉时效期限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不是以实际应当判处的刑罚为标准。或许以实际应当判处的刑罚为标准更具有合理性，但在没有追诉、没有审判的情况下，以应当判处的刑罚为标准不具有操作性，会导致追诉与否的随意性，从而有损刑罚的公正性，故只能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是辑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判定应当适用的刑法条款与相应的量刑幅度，按其法定最高刑来计算追诉期限。如果所犯罪行的刑罚，分别规定有几条或几款时，即按其罪行应当适用的条或款的法定最高刑计算；如果同一条或同一款中有几个量刑幅度时，即按其罪行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计算；如果条文只规定了单一的量刑幅度，则按此条的法定最高刑计算。
       如果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认为必须追诉的”犯罪，应限于那些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大、经过20年以后仍没有被社会遗忘的一些重大犯罪。如果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以后即使认为必须追诉的，也不得追诉。
       为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于1988年3月14日和1989年9月7日就去台人员(包括犯罪后去我国台湾地区或者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员)去台前的犯罪追诉问题宣布了两个公告，这两个公告的精神仍然适用于新刑法施行后。(1)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祖国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精神，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2)对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犯罪地地方人民政权建立前所犯罪行，不再追诉。(3)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犯罪地地方人民政权建立前犯有罪行，并连续或继续到当地人民政权建立后的，追诉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曰起计算。凡超过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诉。

       三、追诉期限的计算

       根据刑法第88条、第89条的规定，追诉期限的计算有四种情况：
       (一)一般犯罪追诉期限的计算
       这里所说的一般犯罪，是指没有连续与继续状态的犯罪。这种犯罪的“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曰起计算”(第89条第1款前段)。“犯罪之日”应是犯罪成立之日，即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之日。由于刑法对各种犯罪规定的构成要件不同，因而认定犯罪成立的标准也就不同。对不以危害结果为要件的犯罪而言，实施行为之日即是犯罪之日；对以危害结果为要件的犯罪而言，危害结果发生之日，才是犯罪之日。
       (二)连续或继续犯罪追诉期限的计算
       “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第89条第1款后段)。犯罪行为有连续状态的，属于连续犯；犯罪行为有继续状态的，属于继续犯或持续犯。对于惯犯的追诉期限的计算，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但从刑法规定的精神以及惯犯与连续犯的关系来看，对于惯犯的追诉期限，也应从最后一次犯罪之日起计算。
       (三)追诉时效的延长
       追诉时效的延长，是指在追诉时效的进行期间，因为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而使追诉时效暂时停止执行。我国刑法规定了两种追诉时效延长的情况：
       1.刑法第88条第1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据此，这种时效延长的情况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被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了案件；(2)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不论经过多长时间，任何时候都可以追诉。在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并没逃避侦查与审判的，仍然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2.刑法第88条第2款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因此，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符合立案条件而应当立案的，不管司法机关出于何种原因没有立案，不论行为人是否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不论经过多长时间，任何时候都可以追诉。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受理的案件虽然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但其后的犯罪行为仍然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例如，行为人的甲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但行为人逃避侦查与审判，其后又犯了乙罪。先前的甲罪虽然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但后来的乙罪仍然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四)追诉时效的中断
追诉时效的中断，也称追诉时效的更新，是指在时效进行期间，因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而使以前所经过的时效期间归于无效，法律规定的事由终了之时，时效重新开始计算。
       刑法第89条第2款规定：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即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的追诉时效便中断，其追诉时效从后罪成立之日起重新计算。例如，行为人于1980年1月1日犯一般情节的抢劫罪，法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但行为人在1988年1月1日又犯了一般情节的强奸罪。这时，抢劫罪的时效就中断，即先前的抢劫罪的追诉期限从1988年1月1日起重新开始计算，再经过15年，才不追诉。在本案中，先前的抢劫罪，实际上要经过23年才不追诉。
       对于追诉时效的中断，可以从追诉时效的根据中寻找立法理由。既然行为人实施了某种犯罪之后又重新犯罪，就说明其并没有悔改，或者说前罪所反映的人身危险性并没有消失，故需要从犯后罪之日起重新计算。
       在前罪的追诉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时，如果后罪的法定最高刑轻于前罪，后罪的追诉期限届满，而前罪的追诉期限未满，则只追究前罪的刑事责任。例如，行为人于1990年12月1日犯一般情节的抢劫罪，追诉期限为15年；他于1995年12月1日又犯了故意伤害罪(轻伤)，追诉期限为5年；抢劫罪的追诉期限从1995年12月1日起重新计算；到2000年12月2日，后罪(故意伤害罪)已超过追诉期限，但前罪(抢劫罪)没有超过追诉期限。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追究抢劫罪的刑事责任，不能再追究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

      第三节 赦免

       一、赦免的概念

       赦免是国家宣告对犯罪人免除其罪、免除其刑的一种法律制度，包括大赦与特赦。
       大赦，通常是指国家对某一时期内犯有一定罪行的不特定犯罪人免予追诉和免除刑罚执行的制度。大赦的对象既可能是国家某一时期的各种犯罪人，也可能是某一地区的全体犯罪人，还可能是某一类或者某一事件的全体犯罪人；大赦的效果涉及罪与刑两个方面，既赦其罪，也赦其刑，即罪与刑同时免除。
       特赦，一般是指国家对较为特定的犯罪人免除执行全部或者部分刑罚的制度。特赦的对象是较为特定的犯罪人；特赦的效果只是免除刑罚执行，而不免除有罪宣告。
       我国已经取消了大赦制度，刑法第65条、第66条所指的赦免应仅限于特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是刑罚消灭的事由。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特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二、我国特赦制度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共实行过七次特赦。对这七次特赦的特点可概括如下：
       1.特赦的对象基本上只限于战争罪犯。除第一次特赦包括部分反革命罪犯与普通刑事犯外，其他几次特赦的对象都是战争罪犯。
       2.特赦的范围是一类或几类犯罪人，而不是个别犯罪人。
       3.特赦的前提是犯罪人在服刑过程中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一方面，对尚未宣告刑罚或者没有开始执行刑罚的，不实行特赦；另一方面，也并非对执行过一定刑期的战争罪犯均予以特赦，只是对其中确有改恶从善表现的犯罪人，才予以特赦。
       4.对需要特赦的犯罪人，根据其罪行轻重与悔改表现实行区别对待：罪行轻因而所判刑罚轻的，予以释放；罪行重因而所判刑罚重的，只是减轻刑罚。
       5.特赦的效力只及于刑而不及于罪，即特赦的效力只是免除执行剩余刑罚或者减轻原判刑罚，不是免除执行全部刑罚，更不是使宣告刑与有罪宣告无效。
 
责任编辑：www.fazhiqiao.com
【打印些页】【关闭此页】
上一篇文章：民法三大本总论          下一篇文章：刑法三大本分论
    相关内容
公务员资料 更多>>
学校介绍 ┊ 联系学校 ┊ 用户登陆 ┊ 用户注册 ┊ 校长信箱 ┊ 在线报名 ┊ 师资力量 ┊ 成功学员 ┊ 资料中心 ┊ 版权声明 ┊ 返回顶部↑
版权所有 昆明市五华区法之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 2010-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昆明五华区教育局办学许可证：（批准文号：教民5301027000237）
学校地址：昆明市东风西路288号小西门立交桥旁德春电信大楼2楼201室（文贸大厦旁）    联系电话：15925103626    邮箱：953150983@qq.com
传真号码：    工信部备案号：滇ICP备2024047134号    云南网站建设,云南网页设计,昆明网站建设,昆明网页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