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毕业的郴州籍男子廖某，是深圳财政局职员，却在4个月余时间里7次暴殴亲娘，骂母亲是猪，“咋不撞车死掉”？10月24日，他又撕咬、暴打父亲（见本报今日B10版报道）。
　　
　　廖某暴打亲爹、亲娘，骂母亲是猪的事件，因为涉及“北大”“公务员”而让公众格外关注。一时间关于臧否高等教育与公务员群体的言论甚嚣尘上，这种“出离的愤怒”让人联想到了前段时间发生“李阳家暴”事件时，诸如“名人家暴，不过是九牛一毛”，过分因为身份而谈问题的冲动。其实，当我们冷静下来时，不难发现家暴问题并不是高知、公务员或者明星所特有的，过分聚焦身份，只会让我们错过了反思生活中家暴横行之根源的机会。
　　
　　据全国妇联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公众中，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如果将这项调查的范围再加上儿女、父母等全部家庭成员的话，我相信数据之高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普遍的问题未必能够引起足够的警醒，首先，在家暴事件中，我们往往过于纠结于当事人的身份，把自己仅仅置于旁观者的位置，只把发生的家暴当做谈资。
　　
　　其次，我们对家暴的反思更多地停留在个体层面上，比如在廖某殴打父母的事情上，当记者问为何要打父亲，廖某以“家庭矛盾”四个字回应。再比如，李阳坚持认为自己对妻子施暴的原因是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和个人修养的缺乏，“若不是沟通方式和文化差异，我们将是最完美的一对。”而实际上，家暴问题并不仅是“家庭矛盾”，仅仅靠舆论的谴责、单单寄希望于个人修养的提高来制止家庭暴力继续发生，恐怕也难以有太大的效果。
　　
　　传统的“家暴只是"家庭矛盾"”的认知不仅不利于杜绝家暴的发生，还会使我们面对家暴时变得不理智，9月16日《新京报》就报道了北京公交集团公司女售票员张兰为躲避丈夫的殴打，居然设计了持刀抢劫出租车司机的情节，希望因罪入狱来逃避家暴。而值得指出的是，女售票员并不是没有法律途径可以寻求帮助，《婚姻法》早有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面对法律不寻求帮助，而谋求极端的手段，对家暴的认知是多么浅薄啊。在此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除了个体，一些执法部门对家暴的认知同样不够，比如遇到家暴问题时不是用已有的法律来惩处，而只是单纯地去调解也“扭曲”了公众对家暴的认知。
　　
　　随着家暴问题日益严重，公权力也逐渐通过立法的渠道加入到反家庭暴力的队伍行列，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中，“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成为中国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在今年的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立法工作计划，期待通过建立反家暴机制来维护家庭弱者的权利。但回过头来，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反家庭暴力机制的建立不仅是政府的事，更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如果我们仍旧秉持家暴等于“家庭矛盾”的错误理念，再好的保障机制也难以渗透其中。实际上，在“公务员暴打父母”事件中，最早的时候，廖某的姐姐就曾被其扇过耳光，如果反家暴机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启用的话，廖某的手也许不至于逐渐落到了其亲妈、亲爹的身上，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