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民生问题，如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白领生活工作压力、就业状况恶化、中小企业困境等，现在越来越被归因于通货膨胀因素。所以，温总理十天内三次过问猪肉价格的新闻才会如此被群众所关注。而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也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任内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过，日前，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发布《广州物价变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和对策研究》报告却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意味：通过近10年的统计分析，居民五分组(高收入、中上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数据分析中，除低收入组外，其余四组基本是人均收入大于支出，人均收入年均增幅大于支出年均增幅。而低收入居民群体，人均收入均小于人均支出，且扣除物价上升因素后人均收入年均增幅均低于支出年均增幅。
　　
　　这份报告用社会调查和统计所揭示出来的事实是：很多民生问题（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支出倒挂问题）早就存在，只不过是被目前的通货膨胀条件所刺激，从而以恶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只是把原本存在的社会问题曝光出来而已，并不能成为这些社会问题之所以存在的最新借口。在这个意义上，治理通货膨胀固然重要，但却无法指望由此能够解决低收入者收入与支出倒挂、失衡的社会问题。
　　
　　实际上，通货膨胀本身恰恰是社会贫富分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原理也很简单：如果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东西一涨价所有人都买不起，就涨不起来。商品一直涨价，特别是如房子等大件商品价格更是飞涨，但还是有人接招，说明这个社会的购买力始终存在，只不过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已。对于这些拥有强大购买力的人群来说，通货膨胀不但影响不大，反而是使其过剩的购买力转化为投资能力的机会；但对其他阶层，这种涨价却是不折不扣的剥夺。
　　
　　真正造成这种差别的，不是物价上涨，而是这些阶层之间不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所致。如能源、钢铁、电信等垄断企业对相关领域内的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的挤压；户籍政策对农村居民和进城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限制；教育服务不均等对低收入群体子女的升学就业的歧视；社会公共服务不到位对低收入家庭始终在生存线的边缘的社会位置的固化等等。一句话，造成这种差别的其实是某些阶层发展权利缺失的结构性问题。
　　
　　在许多人群发展权利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居民贫富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长期结果了。同样是在这个分组调查的数据中显示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甚至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过程中，其他阶层多少还在经济增长的成就中分了一杯羹，而低收入群体却完完全全是利益损失者。
　　
　　长期以来广州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仅达到全市平均水平的1/5左右甚至一度倒退，意味着这个阶层的发展权严重缺失。而如果把房价上涨等因素考虑进去，恐怕这个报告中所统计的中等收入以下的群体都要被计入收支倒挂的群体中去了。现在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通货膨胀就把许多问题推到了前台，也把一些群体推到了生存的边缘线，如果真正的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许多群体将如何自处？
　　
　　如此之多的人群无法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或社会问题了。令人忧虑的是，这些问题的发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而是历经多年了，并且在历经学者、媒体和其他有良知的公众长期呼吁却依然没有多少改观。所以，这个社会需要考虑已经不是经济列车如何更快运行的问题了，而是在经济列车飞速前进的过程中，我们把多少同胞抛在了路边？